虚阁网 > 朱自清 > 古今诗选小传 | 上页 下页
无名氏古诗十九首


  钟嵘《诗品上》 古诗,其体原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构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李善《文选注》 五言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

  谢榛《四溟诗话》 《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昂然非常在家之时。若陈思王“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声调铿锵,诵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夫学古不及,则流于浅俗矣,今之工于近体者,惟恐官话不专,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晋而进两汉也,嗟夫!

  陆时雍《诗镜总论》 “十九首”近于赋而远于风,故其情可陈,而其事可举也。虚者实之,纡者直之,则感寤之意微,而陈肆之用广矣。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讽者,风之为道美也。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徊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故反言之,乃足使人思。盖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已之处,徘徊度量,常作万万不然之想。今若绝决一言,则己矣,必不再思矣。故彼弃予矣,必曰终亮不弃也,见无期矣,必曰终相见也。有此不自决绝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后人不知,但谓十九首以自然为贵;乃其经营惨淡,则莫能寻之矣。

  沈德潜《说诗晬语》 《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覆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是为《国风》之遗。

  梁启超《中国美文及其历史稿》 我以为要解决这一票诗的时代须先认一个假定即《古诗十九首》这票东西虽不是一个人所作,都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因为这十几首诗,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凡诗风之为物,未有阅数十年百年而不变者,“十九首”既风格首首相近,其出现时代,当然不能距离太远。

  汉制避讳极严,犯者罪至死,惟东汉对于西汉诸帝,则不讳,惠帝讳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怀盈䌷”等句,非西汉作品甚明,此其一。(按,此说本洪迈《容斋随笔》论李陵诗语)“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明写洛阳之繁盛,西汉决无此景象。“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墓即北邙,显然东京人语,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觅证,其应属东汉,不应属西汉殆已灼然无疑。然东汉历祚亦垂二百年,究竟当属何时邪?此则在作者本身上无从得证,只能以各时代别的作品旁证推论。刘彦和以“冉冉孤生竹”一首为傅毅作。依我的观察,西汉成帝时,五言已萌芽,傅毅时候也未尝无发生“十九首”之可能性。但以同时班固《咏史》一篇相较,风格全别,其他亦更无相类之作,则东汉初期——明章之间,似尚未有此体。安顺桓灵以后,张衡秦嘉蔡邕丽炎赵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传世,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其时五言体制,已经通行,造诣已经纯熟,非常杰作,理合应时出现。我据此中消息以估“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一二〇至一七〇约五十年间,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所以风格和建安体极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钟仲伟且疑为曹王所制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错,那么“十九首”一派的诗风,并非两汉初期瞥然一现,中间戛然中绝;而建安体亦并非近无所承,突然产生,按诸历史进化的原则,四面八方都说得通了。

  “十九首”第一点特色,在善用比兴。比兴本为诗六义之二,《三百篇》所恒用,《国风》中尤十居七八。降及《楚辞》,美人芳草,几舍比兴无他技焉。汉人尚质,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赋体多而比兴少。长篇之赋,专事铺叙无论矣,即间有诗歌,也多半是径情直遂的倾写实感。到“十九首”才把《国风》、《楚辞》的技术翻新来用,专务附物切情,“胡马越鸟”,“陵柏涧石”,“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娬媚。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下。此种作法,和周公的《鸱鸮》一样,实文学界最高超的技术(汉初作品,如高祖之《鸿鹄歌》、刘章之《耕田歌》尚有此种境界,后来便很少了)。

  论者或以含蓄蕴藉为诗之唯一作法,固属太偏。然含蓄蕴藉,最少应为诗的要素之一,此则无论何国何时代之诗家,所不能否认也。“十九首”之价值全在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真意思所在,苟非确知其本事,则无从索解,但就令不解,而优饫涵泳,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不是凭空替牛郎织女发感慨自无待言,最少也是借来写男女恋爱,再进一进是否专写恋爱,抑或更别有寄托,而借恋爱作影子,非问作诗的人不能知道了,虽不知道,然而读起来可以养成我们温厚的情感,引起我们优美的趣味。比兴体的价值全在此,这一诗风到“十九首”才大成。后来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则盛行于词界,诗界渐少了。

  “十九首”虽不讲究声病,然而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为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其用字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试拿来和当时的歌谣乐府比较,虽名之为汉代的律诗,亦无不可。此种诗格,盖自西汉末五言萌芽之后,经历多少年,才到这纯熟谐美的境界。后此五言诗,虽内容实质屡变,而格调形式,总不能出其范围。

  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则厌世思想之浓厚——现世享乐主义之讴歌,最为其特色。《三百篇》中之“变风”、“变雅”,虽忧生念乱之辞不少。至如《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等论调实不多见,大抵太平之世,诗思安和,丧乱之馀,诗思惨厉;三百篇中,代表此两种古气象之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会更有将乱未乱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欢娱,骨子里已祸机四伏。全社会人汲汲顾影,莫或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偷一日之安。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厌世的哲学文学,便会应运而生。依前文所推论“十九首”为东汉顺桓灵间作品,若所测不谬,那么,正是将乱未乱,极沉闷极不安的时代了。当时思想界,则西汉之平实严正的经术,已渐不足以维持社会,而佛教的人生观,已乘虚而入。(桓灵间安世高、支娄加谶二人所译出佛经,已数十)仲长统《述志诗》,最足表示此中消息。“十九首”正孕育于此等社会状况之下,故厌世的色彩极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种思想在汉人文学中,除贾谊《鵩鸟赋》外,似未经人道。《鵩鸟赋》不过个人特别性格、特别境遇所产物,“十九首”则全社会氛围所产物,故感人深浅不同。“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之类,一面浸染厌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学平实态度者,虽间有一二,其大部分则皆为《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以现世享乐为其结论。“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诸篇其最著也。他们的人生观出发点虽在老庄哲学,其归宿点则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不独荣华富贵,功业名誉无所留恋,乃至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观念,亦破弃无馀。“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真算把这种颓废思想尽情揭穿。他(们)的文辞,既“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故所诠写的思想,也给后人以极大印象。千馀年来,中国文学都带悲观消极气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负点责任哩。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十一期) 我读《文选》中古诗十九首时,尝疑这些诗既无撰人名氏,如何会得流传下来。后读《玉台新咏》(卷一)所载古诗第六首开端云:

  四座且莫谊,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

  乃知流传下来的无名氏古诗亦皆乐府之辞。所谓“四座且莫谊,愿听歌一言”,正与赵德麐《商调蝶恋花》序中所说(奉劳歌伴,先听调格,后听芜词),北观别墅主人夸阳历大鼓书引白所说“把丝弦儿弹起来,就唱这回”相同,都是歌者对于听客的开头语。

  张为骐《古诗明月皎夜光辨伪》(《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十二号)五言诗的时代引起了大论战。凡是相信西汉已有五言诗的人无不拿这一首作“南山可移,此案不可移”的定谳。他们不但认为这首作于西汉,而且断定它的年代的的确确在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从唐朝起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说,间有一二怀疑的人也觉无从平反其狱。

  他们为甚么深信这一首远在汉武未改历以前呢?第一个创为此说的是李善。他看见诗中有“玉衡指孟冬”一语,孟冬是十月,不会有促织秋蝉;因此便认为诗中的孟冬是指汉武未改历的时节,方合上下的意思,故断定此诗作于太初以前。他说:

  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孟秋之月,招摇指申。”然上云“促织”,下云“秋蝉”,明是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文选》注)

  杨慎亦据李注,作了一篇“古诗可考春秋改月之证:……”此外如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阎若璩的《尚书古文义证》、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朱珔的《文选集释》……都无不以李善的根据为根据——几乎凡是论此诗的人都毫不迟疑的赞同其说。“玉衡指孟冬”便真成为他们的铁证了。

  我们考证这一首,不敢人云亦云,我觉得李善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

  第一,(略)……

  第二,孟冬七月是李善的谬说。夏朝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商朝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朝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岁首虽各不同,只改正朔,不改月次,无关于四季:四季各有它们的专门意义,不能随便移易的。沈赤然说:“殷周时月虽改,凡授时施令,仍以夏时行之,故不害其为建子建丑,使竟以冬为春,以夏为秋,亦复成何世界耶?”(寄傲轩读书随笔)正是这个道理。所以秦朝建亥,以十月为岁首,而《吕氏春秋》所纪孟仲季春夏秋冬仍据夏正;即李善所引《淮南子·时则训》在未改历以前亦未尝不据夏正。这是很不相干的。如何能说“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呢?

  第三,《史记》《汉书》明明白白载有历从夏正的赋颂。贾谊在长沙三年,有鵩鸟飞入其舍,止于坐隅。他自恐不寿,乃赋诗以自广。这篇赋开头的两句便是:“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冬。”太岁在卯曰“单阏”。那时正当汉文帝六年丁卯,距武帝太初元年正七十年。又如司马相如上《封禅颂》,中云:“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舆,帝用享祉。”司马相如卒时在元狩五年,距太初亦前十四年;而且此颂明指孟冬为十月,更是李善注的绝好反证。……至朱珔称引李注,更谓第十二首“岁暮一何速”及第十六首“凛凛岁云暮”为亦用汉正,岂不是梦中说梦吗?

  第四,诗中“冬”字是“秋”字之误。孟冬既仍为十月,通篇又全写秋景,自非字有讹误,解释必不可通。此首惜无善本可资校对,但我深信:若得善本,一定是个“秋”字。……元刘履的《选诗补注》论到此句,曾说:

  当作“秋”。诗意本平顺,众说穿凿牵引,皆由一字之误。识者详之。《补注四库全书作风雅翼》。(此注见卷一汉诗《古诗十九首》第七首下。)

  可见误字流传,已有人先我怀疑了。又清朝方廷珪论到这里,也说:

  善注以孟冬属之七月,谬甚。且下云:“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慄,”亦可属之七月耶?注以九月入十月节气,故有台露秋蝉元鸟。此说是,但“冬”字疑是“秋”字之误。(《文选集成》卷二十三)。

  方氏是进一步的举出理由来,故直截了当的骂李注是很荒谬。诚然是,若依李注,不但不能解释此诗,连第十七首也不能解释了。这样地能不泥旧说,实不多见。……

  邵瑞彭《古诗“玉衡指孟冬”辨伪答张骥伯》(《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十二号) 古诗“玉衡指孟冬”就诗中所举物候观之,实为建申之月。此盖沿袭秦正,误信月改春移之说,以申月为十月,认作孟冬。然太初改历以后,汉用寅正,而月改春移之月,太初以前所无。愚谓此诗盖东汉人所作,而诡托汉初者。不知秦人虽改岁首,未改月次,更无以申月为孟冬之可能也。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