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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选》指导大概(5)


  胡先生说:“‘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三二〇至三二一面)他道: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三二〇至三二一面)

  又道:

  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同上,三二二面)

  胡先生用历史的眼光将整理国故的范围扩大了(参看三三五面)。他“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三面引《文存》三集里的话)。他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一面),都是本着这个意思写的。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上卷,固然是划时代的,这些篇旧小说的考证也是划时代的。而将严格的考据方法应用到小说上,胡先生是第一个人。他的收获很多,而开辟了一条新路,功劳尤大。这扩大了也充实了我们的文学史。

  这些小说考证的本身价值是不朽的。胡先生在《红楼梦考证》的末尾道:

  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孟莼荪先生的)《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四一二面)

  这便是这种考证本身的价值。但胡先生更注重“这种考证的方法”,也就是科学方法,他说: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四面)

  胡先生的考证文字里创见——“大胆的假设”——颇多;可是真能严格的做到“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真能严格的做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的,似乎得推这些小说考证为最。他在《红楼梦考证》里道:“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四一二面)。又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举曹雪芹的生卒年代问题作例,说“考证两个年代,经过七年的时间,方才得着证实”(二一至二三面)。这才真是“小心的求证”。这种小说考证,高中学生乍一翻阅,也许觉得深奥些。其实只是生疏些。若能耐心顺次读下去,相信必会迎刃而解,他们终于会得着受用的。

  胡先生的小说考证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便是古史的讨论。这是二十年来我们学术界一件大事,发难的是顾颉刚先生。胡先生道:

  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我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这个方法。顾先生用这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绩。(《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〇面)

  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都是小说考证。顾先生自己承认从这些文字和《井田辨》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正见得“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本书选了一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先生说在他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论”。“这里面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九至二〇面)这第一个方法便是顾先生《古史辨》自序里所提到的。他用这方法研究中国古史,得到“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个中心的见解。顾先生自己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个意思:

  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三四〇面)

  胡先生将他的方法的细节总括成下列的方式:

  一、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二、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三、研究这件史事的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四、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三四二面)

  关于第二个基本方法,就是评判史料的方法,这篇文字里举出五项标准。胡先生道: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一)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二)什么时候寻出的?(三)什么人寻出的?(四)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五)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三四五面)

  研究古史,高中学生的程度是不够的,他们知道这一些轮廓也就行了。

  《文学革命运动》写于民国十一年,胡先生在这段文字里论到“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指出四个要点。第三是:“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二九九至三〇〇面)他自己的文字便是很显著的例子。他早就“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二三四面引民国五年答任叔永先生的信),他的自信是不错的。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他的长篇议论文尤其是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一方面“明白清楚”,一方面“有力能动人”,可以说是“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胡先生以为“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的便是文学。文学有三个要件:一是“懂得性”,便是“明白清楚”,二是“逼人性”,便是“有力能动人”,三是“美”,是前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见《什么是文学》,《文存》;参看本书一九六面)。这个文学的界说也许太广泛些,可是,他的散文做到了他所说的。他在民国七年说过,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他的文字用的就是这种“标准白话”。如“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四面),“顶天立地的好汉”(一二三面),“列位”(一九七面),“一言表过不提”(一六七面),“一笔表过,且说正文”(一九三面)等旧小说套语,他有时都还用着。但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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