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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走(3)


  上海本是享乐的地方;所谓“十里洋场”,常为人所艳称。她因商业繁盛,成了资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说是Bourgeoisie的中国本部;一面因国际交通的关系,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最多。所以享乐的要求比别处都迫切,而享乐的方法也日新月异。这是向来的情形。可是在这号为兵连祸结,民穷财尽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据我所知,革命似乎还不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华,较前更甚罢了。如大华饭店和云裳公司等处的生涯鼎盛,可见Bour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疯狂;而且,假使我所闻的不错,云裳公司还是由几个Petty 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着,在这回革命后才开起来的。他们似乎在提倡着这种享乐的风气。假使衣食住可以说是文化的一部分,大华饭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说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这道理的,能有几人?还不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多!况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带着阶级味?然而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的时代的回光返照吧?北京没有上海的经济环境,自然也没有她的繁华。但近年来南化与欧化——南化其实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欧化;总之,可说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虽还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将来的运命在,这一点上,怕与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学。新文学的作家,有许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学集团,也多在上海——现在更如此。近年又开了几家书店,北新,开明,光华,新月等——出的文学书真不少,可称一时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两三年来,有现代评论,语丝,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总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绍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颇有兴旺之象。不料去年现代评论,语丝先后南迁,北新被封闭,作家们也纷纷南下观光,一时顿觉寂寞起来。现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书店,暂时支撑这个场面。我想,北京这样一个“古城”,这样一个大都会,在这样的时代,断不会长远寂寞下去的。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这是近十年来这新时代的起头——所以特别有着广大长远的势力。直到两三年前,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一般青年都预想着革命的趣味;这时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紧张,欣赏的闲情,只好暂时搁起。他们要的是实行的参考书;社会革命的书籍的流行,一时超过了文学;直到这时候,文学的风起云涌的声势,才被盖了下去。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亚东出版。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他接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只看一看北新,开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倡革命文学。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一面文学的复兴却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Petty Bourgeoisie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一些信儿呢!

  这自然也有辩解。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 Bour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因而文学书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 Bourgeoisie的气氛,是将愈过愈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陈西滢先生在他的《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但这原是我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不以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史的偏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最是明白。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运动盛于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于是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这就是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而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例。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些,因之,更为安静些。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国画又何以比洋画盛?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他的洋画去收藏的(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作艺术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自然,学术,艺术的范围极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我说的虽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那一条呢?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后来因为自己的科学根柢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我是一直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们全阶级的没落就将开始,那是更用不着说什么路的!但这一层究竟还是“出乎意表”的事,暂可不论;以上两层却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将来,是从现在的事实看,说来就“来了”的。所以我虽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却依旧要虑到“那里走?”“那里走!”两个问题上去!我也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有些馀暇,它就来盘据心头,挥也挥不去。若许我用一个过了时的名字,这大约就是所谓“烦闷”吧。不过前几年的烦闷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温馨着的;这时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龄,更为实际的,纠纷的。我说过阴影,这也就是我的阴影。我想,便是这个,也该是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

  1928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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