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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走(1)


  ——呈萍郢火栗四君

  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这却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但那里走呢?或者,那里走呢!我所徬徨的便是这个。

  说“那里走?”是还有路可走;只须选定一条便好。但这也并不容易,和旧来所谓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将来,高远些,空泛些,是无妨的。现在我说选路,却是选定了就要举步的。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拼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但像我这样一个人,现在果然有路可走么?果然有选路的自由与从容么?我有时怀疑这个“有”,于是乎悚然了:那里走呢!旧小说里写勇将,写侠义,当追逼或围困着他们的对手时,往往断喝一声道,“往那里走!”这是说,没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说是路,不过不是对手所欲选择的罢了。我有时正感着这种被迫逼,被围困的心情:虽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但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三个印象

  我知道这种心情的起原。春间北来过上海时,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渐发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荫的大树,根株蟠结,不易除去。那时上海还没有革命呢;我不过遇着一个电车工人罢工的日子。我从宝山路口向天后宫桥走,街沿上挤挤挨挨满是人;这在平常是没有的。我立刻觉着异样;虽然是晴天,却像是过着梅雨季节一般。后来又坐着人力车,由二洋泾桥到海宁路,经过许多热闹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处扰扰攘攘的行人;人力车得委婉曲折地穿过人丛,拉车的与坐车的,不由你不耐着性儿。我坐在车上,自然不要自己挣扎,但看了人群来来往往,前前后后,进进退退地移动着,不禁也暗暗地代他们出着力。这颇像美国式足球战时,许多壮硕的人压在一个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紧张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说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从一方面说,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现代。郢点点头。但在上海的人,那时怕已是见惯了吧;让谛知道,又该说我“少见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动身的日子,火来送我。我们在四马路上走着,从上海谈到文学。火是个深思的人。他说给我将着手的一篇批评论文的大意。他将现在的文学,大别为四派。一是反语或冷嘲;二是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是性欲的描写;四是所谓社会文学,如记一个人力车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类。他以为这四种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文学。一是说说闲话。二是写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着。四虽意在为Proletariat说话,但自己的阶级意识仍脱不去;只算“发政施仁”的一种变相,只算一种廉价的同情而已。三所写的颓废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的物质文明为背景,也是Petty Bourgeoisie的产物。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说话。火不赞成我们的文学除外自己说话;他以为最亲切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话。至于所谓社会文学,他以为竟毫无意义可言。他说,Bourgeoisie的灭亡是时间问题,Petty Bourgeoisie不用说是要随之而去的。一面Proletariat已渐萌芽蠢动了;我们还要用那养尊处优,丰衣足食(自然是比较的说法)之馀的几滴眼泪,去代他们申诉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们的不屑一顾,是当然。而我们自己已在向灭亡的途中,这种不干己的呼吁,也用它不着。所以还是说自己的话好。他说,我们要尽量表现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为图一个新世界早日实现,我们这样促进自己的灭亡,也未尝没有意义的。“促进自己的灭亡”,这句话使我竦然;但转念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的时候,我又爽然自失。与火相别一年,不知如何,他还未将这篇文写出;我却时时咀嚼他那末一句话。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们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若能长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着了。时代与我

  这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时代的界限,本是很难画出的;但我有理由,从十年前起算这时代。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我说三个步骤,是说它们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关系而言;论到因果关系,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实在,第二,第三两个步骤,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说以前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或是过渡的时期,也未尝不可。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咒诅家庭,咒诅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虽也有所谓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悯,适成其为慈善主义而已。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这大约是经济状况剧变的缘故吧,三四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爆发为止。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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