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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文艺政策


  战争时期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所以一切情形都显得和平常时候不同。在从前的时代,战时的生活是表现着异常的纷乱,无秩序的。但在有组织的国家里,战时却显得更有秩序,更为整齐严肃;易言之,即较平常时更为统一,更少异论。

  中国从前的文人,在战中所表现的,除一部分慷慨悲歌者外,大部分的文人,都是充满着悲感;对流亡的生活显示着咒诅和痛楚;对战争则都表示着厌恶。麦秀黍离之咏,秦妇、胡笳之吟便是好例。也有因此而遁入虚无,以“无生”为乐;或逃到刹那的享乐里去,以醇酒妇人为歌咏的标的。甚至有“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聊之生”的感触;象庚子八国联军入北京时,几个做词的人,如王鹏运们,便写着庚子秋词,每首词全是以“词牌”(?)联缀起来的。关好大门,不问门外事,便是他们处世之道了。

  但在有组织的国家里,虽然平时对于文艺作品是采取十分自由放任的态度的,在战时却不能不有一种文艺政策的宣示。最重要的理由是,怕国论不一致,会利用文艺作品为宣传,而影响到战局的前途;同时,也还怕敌人的间谍利用文艺作品做虚伪的、有害的宣传,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一般人民的对于战争起了厌恶心理。

  自从抗日战争起来后,文艺作家们所表现的很可乐观,虽然没有谁规定上什么“战时文艺政策”,却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向“抗日救国”这个大目标走去的。或写诗歌,或写街头短剧,或写报告文学,其成绩都还不坏。

  我们所要当心的是,怕有敌人的间谍们,会利用一部分人心理上的种种弱点,利用文艺作品为宣传资料,或描写战争的残酷,或挑拨着国内的不合作等等。到现在为止,这种宣传品,还不曾发现。但不能不预防。战局一延长下去,敌人们是任何手段都会使用得出的。

  所以,在战时,即万分不愿听见“文艺政策”这个名辞的人,也不能不受些拘束。

  战时文艺政策是纲领,是:发动抗战的意志;整齐抗战的步骤;激起抗战的情绪。在前方和后方发挥有益于抗战的宣传作用。

  在战时,只有“抗战”的口号是支配一切的。没有异论,没有异动。

  文艺作品和文艺作家不能独自外于“抗战”的洪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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