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革命|郑振铎

文学与革命

　　我前几天接到我的朋友费觉天君的一封信，使我受了非常大的感触。他说：

　　“……我告诉你吧，今日一般青年底热潮不是又都下去么！什么牺牲哪，以前虽不对，倒还有人乱嚷，现在连乱嚷的人都没有了。今日一般青年，不但消极，而且转入悲观。我不知有多少人要自杀，要堕落，或是洁身去学佛。这种现象，在你们研究文学的，怎样答解呢？在那些研究哲学的，又是怎样答解呢？在我国人研究社会科学的看来，也不能有怎么很好的答解。不过我有点很大感触，就是我们要作件甚么事，不能全靠理性的批评，必得注重感情的激动。好比文学革命，其成功所以这么快，难道真是批评的结果么？不然，大谬不然！实在是‘五四’的鼓动。这就是那般青年所以现在又转入消极，悲观的道理。因为他们当先立起来，也就是一种感情，所以便不能坚持到底。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想，现在讲改造的，讲社会革命的，要有一种觉悟。要说单从理性的批评方面，攻击现制度，而欲以此说服众人，达到社会改造底目的，那是办不到的。必得从感情方面着手。好比俄国革命吧，假使没有托尔斯泰这一批的悲壮、写实的文学，将今日社会制度，所造出的罪恶，用文学的手段，暴露于世，使人发生特殊感情，那所谓‘布尔什维克’恐也不能作出什么事来。因此当今日一般青年沉闷时代，最需要的是产生几位革命的文学家，激刺他们底感情，激刺大众底冷心，使其发狂、浮动，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你以我话为荒谬绝伦吗？咳！我相信，在今日的中国，能够担当改造底大任，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什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家。今日中国有么？我未曾见。我相信今日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全视在此期间能否产出几个革命的文学家。你以为我这话太过么？你既是研究文学的，你平素对于新文学又是怎样热于进行，因此我对于你，你们诸位的期望是很大呵！好吧，再见。空时，请给我个回信。我还是住在旧地方。暑假时，你能否来北京，给我们见见呢！念念。谦之快要走了，他会打你们那儿过。我当说，谦之底主义我是不敢赞成。但他底人格，我却很佩服。西谛呵！你晓得，我日间所接触的青年，都是害了名利狂，我真怕见他们。”

　　我对于费君的话，表示极大的同情。以前，我就有这种感想了。我看见现在大家的革命的热气，渐渐的蒸散净尽，觉得非常悲哀。“五四”的精神多少奋发呀！“六三”的运动，多少悲壮呀！当时的奋斗情形，我们到现在谈起来还要感泣呢！然而此已都如隔世事。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全国一致，向同一目标进行，摧残不畏，愈压愈伸之气概，恐怕不能再见于中国了。许多青年，变节的变节，消极的消极，甚至有把热烈的感情不移于革命方面，而注射于别一方面，为无谓的意气之争的。革命之歌消沉，革命之帜不扬。如果不有以起其“沉疴”，恐怕就要“病入膏肓”了。

　　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因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一方面是为要求光明的热望所鼓动，一方面是为厌恶憎恨旧来的黑暗的感情所驱使。因为痛恨人间的传袭的束缚，所以起了要求自由的呼声；因为看了被压迫的辗转哀鸣，所以动了人道的感情。大部分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感情极强盛的人，都是看不惯旧的龌龊，所以希冀新的光明的。至于因确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趋向于社会革命的路上走的，恐怕是很少，大部分的俄国的虚无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恨怒政府，恨怒官吏，恨怒法律，恨怒道德，乃至恨怒一切束缚，一切事务；所以他们只是消极的作破坏事业。

　　现在中国青年所以不去作革命事业，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憎恶旧秽的感情不大盛的原故。他们平常所过的生活，都是水平的，都是波平浪静，没有什么变化的。除了家庭，学校以外社会上一切的龌龊黑暗的情形他们都没有知道。所以他们现在所讨论的都是些家庭问题。对于全体社会怎样改造的办法，他们却没有很深刻彻底的议论，——并且对之非常冷淡。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没有很密切的接触，自然不能引起十分的厌恶的感觉了。

　　怎样才能使他们在现在的时候对于旧的黑暗会发生出一种非常憎厌的感情，这也是非常要讨论的问题。

　　我确实的相信：这种引起一般青年的憎厌旧秽的感情的任务，只有文学，才能担任。

　　文学本是感情的产品。在文学里，虽然也含有许多别的元素，虽然也有时不免带有些理性的分子；但是无论如何，感情的元素总是满盈盈的充塞于其中。不含有理性的分子的作品，不失其为文学，如果不含有感情的分子，那末，这个作品就不配称为文学了。这个道理，在他的《文学批评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里讲得非常详细。这里可以不必详说。

　　因为文学是感情的产品，所以他最容易感动人，最容易沸腾人们的感情之火。摆伦（Byron）的《哀希腊》诗，无论比什么人的论文，史书都来得效力大。迦尔洵（Garchin）的《四天》，和安得列夫（Anderlaf）的《红笑》，也比空谈——从理性方面空谈——废止战争的文章感动人得多。我看了《灰色马》，有时便不知不觉的哭了起来；译克洛林科（Krolenko）的《林语》的时候，也掉了两回眼泪。有时看了一段小说，竟难受了好几天。至于看小说的时候心头常是扑扑的跳动，与书中人同乐同忧，那更是无论什么人都经过的情形了。文学的感动力的伟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伟大的感动力，完全是因为他不从理性方面，叫人去思索，而从感情方面，叫人不假思索而能引起本心的同情与愤怒之来）。

　　所以如果有描写旧的黑暗的情形的文学作品出现，一般人看了以后，就是向没有与这个黑暗接触过的，也会不期而然的发生出憎恶的感情来。至于曾受此黑暗所磨折的人，则更是对之涕泣不禁了。

　　革命就是需要这种感情，就是需要这种憎恶与涕泣不禁的感情的。所以文学与革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费君说：在“今日的中国，能够担当改造的大任，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什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家。”这句话我却很相信。所以一个文学家在现在革命时期所负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俄国的革命虽不能说是完全是灰色的文学家的功劳，然而这班文学家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却着实不少。就是法国的大革命，福禄特尔（Voltaire）的作品对于它也是显很大的能力的。所以——

　　把现在中国青年的革命之火燃着，正是现在的中国文学家最重要最伟大的责任。

　　现在的文学家似乎不应该轻轻的把这个责任放过去吧！

　　（革命的文学家，“现在有吗？”我敢回答一句：“没有！”现在所有的不是鸳鸯蝴蝶派变相的小说家，诗家，就是空谈爱自然的填塞风云月露，山水花木等字的作者。最高等的不过是家庭黑暗，婚姻痛苦，学校生活，与纯粹的母爱的描写者。至于叙述旧的黑暗，如兵士之残杀，牢狱之惨状，工人农人之痛苦，乡绅之横暴等等情形的作品可称得是“绝无仅有”。就是偶然有一二篇，也是表面的肤浅的描写，从没有能使人感到极深刻真切的影象而哭泣、而痛恨的。“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也是简单的，平凡的，和易的。凡是一种痛苫的情形，非身入其中的人决不能极真切极感动的把它写出。他们没有身入其中，又如何能写出，更如何能极真切极感动的写出呢？我想：我们理想的革命文学家决不是现在的一般作家，而是崛起于险难中的诗人或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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