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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先生(5)


  三

  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之所在的,却不很多。每个人都能够于某一个时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点,他自己的好处;然真能将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却更不多。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澈、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一部传记的最好材料是传中人物的自己的记载,同此,一篇批评的最好材料,也便是被批评者对于他自己的批评。这句话,在别一方面或未能完全适合,然论到梁任公,却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时候曾著一篇《善变之豪杰》(见《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几句话道:“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诵的名语,是“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则初而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抗袁氏,为拥护共和政体而战,继而又反抗张勋,反抗清室的复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对复辟,恰恰是一个敌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间,主张却已不同至此。这难道便是如许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覆无常”么?我们看他,在学问上则初而沈浸于词章训诂,继而从事于今文运动,说伪经,谈改制,继而又反对康有为氏的保教尊孔的主张,继而又从事于介绍的工作,继而又从事于旧有学说的整理;由主张孔子改制而至于反对孔教,又恰恰是一个对面,然而梁氏却不惜于十多年间一反其本来的见解。这不又是世人所讥诮他的“心无定见”么?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生平“最爱平和惮破坏”(《盾鼻集·在军中敬告国人》)。所以他在辛亥时代则怕因变更国体之故而引起剧战,在民国元二年之交,则又“惧邦本之屡摇,忧民力之徒耗”而不惜与袁世凯合作。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不忍国体屡更,授野心家以机会,所以他两次为共和而战,护国体,即所以护国家。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竭力的说明保国与保教的不同,而力与他自己前几年的主张相战。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前面,有过一段小引:

  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以梁氏思想与主张之屡变而致此讥诮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思想到底是“进步乎,抑退步乎?”

  梁氏是一位感觉最灵敏的人,是一位感情最丰富的人,所以四周环境里一有显著的变动,他便起而迎之,起而感应之。这又是他的“善变”的原因之一。例如,一件极小的事,前几年的“人生观与科学”的论战,他的朋辈有一部分加入,他便也不由自主的而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中。前几年有几个人在开列着国学书目,在研究着墨子、戴东原、屈原、印度哲学,他便也立刻的引起了他所久已放弃了的研究这些题目的兴致。

  梁氏又是一位极能服善的人,他并不谬执他自己的成见;他可以完全抛弃了他自己的主张,而改从别人的。这大约又是他的“善变”的原因之一。他本治戴段王考证,及见康有为,则“尽弃所学而学焉”。到了日本之后,他见到日本人的著作,则又倾向于他们而竭力的去汲引了他们过来。当他中年以后,国语文的采用,成了必然的趋势。虽然一般顽执者竭全力以反对之,他却立刻便采用国语文以写他的文章,一点也不吝惜的舍去了他的政论式(或策论的,或《新民丛报》式的),已成为一大派别的文体。这可见他的精神是如何的博大,他的见解如何的不粘着。

  梁氏还有一个好处或缺点——大多数人却以为这是他的最可诟病之缺点——便是“急于用世”,换一句话,说得不好听一点,便是“热中”。他在未受到政治上的种种大刺激之前,始终是一位政治家,虽然他晓得自己的短处,说是不适宜于做政治活动。然在七年十二月之前,那一个时候不在做着政治的活动,不在过着政治家的生涯。戊戌不必说,民元二年不必说,民五六七年不必说,即在留居日本的时候,办《清议报》,办《新民丛报》,办《国风报》,还不都在做着政治活动么?到澳洲,到美洲,到菲律宾,还不都在做着政治活动么?即民七的到欧洲去,还不带有一点政治的意味么?《新民丛报》时代,论学之作虽多,然其全力仍注意在政治上。他自己有一段话最足以表现他的政治生涯的里面:

  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虽未尝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吾喜摇笔弄舌,有所论议。国人不知其不肖,往往有乐倾听之者。吾问学既谫薄,不能发为有统系的理想,为国民学术辟一蹊径。吾更事又浅,且去国久,而与实际之社会阂隔,更不能参稽引中,以供凡百社会事业之资料。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吾亦尝欲借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惟其对于政治这样的“热中”,所以他一有机会,便想出来做一点事,为国家做一点事。政治上的活动人物,有两种不同之型式,一种是革命者,一种是改良者。革命者有他的政纲,有他的主义,他是要彻底改革的,他是要彻底建设的。改良者则不然,他不见得有具体的政纲,不见得有一成不变的主义,他不想破坏现状,他没有打倒了一个旧的,创出一个新的之雄心,他只欲在现状之下,使他尽量的改良,尽量的做一点好事。非万不得已,他决不肯去推翻已成的势力。因为他相信有所凭借而做事,每是牺牲最少而成功最易的。梁任公便彻头彻尾是这样的一位改良派的政治家。传说中的伊尹,五就桀,五就汤,古传中的孔子,一日不得其君,则惶惶然若不可终日,皆是这个型式中的人物。梁氏既是一位改良者,所以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便反对革命而主张君主立宪;在袁世凯未露逆谋之前,便始终以为他还是可以与之为善的;在段祺瑞最无忌惮的时代,便也未觉得他是绝望了的。总之,他是竭力欲出来做一点好事的。现状的能否根本推倒原是很邈茫的,所以还是就现状之下,而力谋补助,力求改良,力求做一点好事,即仅仅是一点也是好的。象这样的“热中”下去,当然未免有“不择人而友”之讥。然而他的心却是热烈的,却是光明的,却是为国的;即在与最不堪为伍的人为伍着时,我们也还该原谅他几分。比之一事不做的处士,贪污坏事的官吏,其善不肖为何如。何况梁氏也曾两次的放下了他的改良者的面目,为正义自由,为国体人格而战,已足一洗其政治上的温情主义者或容忍主义者之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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