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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6)


  六 元代士子的社会地位的堕落

  士为四民之首,向来地位是最尊最贵的。也有穷苦不堪,像王播寄食僧寺,范进、周进(《儒林外史》)之受尽奚落的。然而一朝时来运来,便可立刻登青云,上帝京,为文学侍从之臣。立刻,妻也有了,家也有了,仆役也有了,田地也有人送来,财货也有人借给。所谓“富贵逼人来”者是。这不是一套魔术的变幻么?而这魔术的棒,这亚拉定神灯似的怪物件,便是“科举”者是。不管是诗赋,经策,是八股文,其作用是全然一致的。昔人有诗云:“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便是实况。因此,便养成了“百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心理了。宋代尤重士,不论居朝在乡,士的地位都是很高的。金人取了中国北部,却也知道笼络人心,屡行科举。南宋对于士更是看重。

  但那个“以马上得天下”的蒙古民族却是完全不懂得汉人、南人的社会状况的。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与汉人、南人是那样的不同。元帝国所囊括的地域是那末广,所包容的不同文化与思想的民族是那末众多。要他们怎样的特别的照顾到汉人、南人的旧有文化和制度,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乎,科举的这个制度,“士”的登庸的阶梯,便也不被注意的废止了下来。

  元史《选举志》尝痛论元代仕宦流品之杂。“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其实,在元世祖时代,根本上便不曾有过科举。到了仁宗延祐间方才恢复了科举制度。而得上第者未必便有美官。士子出身者大抵皆浮沈下僚,郁郁不得志。《辍耕录》云:

  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

  “士”的地位在元这一代便根本上起了动摇。他们是四民中的一个,而不复居其“首”。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能,自然更不能为农、工、商所看得起。而把握着当时经济权的商人,则尤视“士”蔑如。郑德祐的《遂昌山樵杂录》云:

  高昌廉公,讳希贲……尝言:先兄(希宪)礼贤下士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见。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褴褛冠衣,袖诗请见。先兄急延入坐语,稽经䌷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某等兄弟请于先兄曰:刘整,贵官也,而兄简薄之。宋诸生,寒士也,而兄加礼殊厚,某等不能无疑。敢问。公曰:此非汝辈所知。吾国家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背其国以叛者。若夫宋诸生,与彼何罪而羁囚之。况今国家起沙漠,吾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像廉希宪那末爱士的人实在不多见,而他的这个“于斯文加厚”的行为便为后人所称。然竟也无以起儒术之衰。

  同书又载尤宣抚一事云:

  时三学诸生困甚。公出,必拥呼曰:“平章。今日饿杀秀才也!”从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贮中统小钞,探囊撮予之。

  那些酸秀才的窘状,不亚于沿门托钵的人物么?金刘祁《归潜志》(卷七)有一段文字形容金末仕宦者之苦:“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却恰好用来形容元这一代的士子的苦闷。

  故元代的作者,每多挺秀的才士,而沦为医卜星相之流,乃至做小买卖,说书,为伶人们写剧本,以此为生。关汉卿做医生,而郑光祖为杭州路吏,赵文宝以卜术为生业,做阴阳教授,施惠乃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

  其或足以自立者,都是别有原因的,不是被贵游所援引,便是家本素封,不患衣食。顾阿瑛、倪云林他们之所以名重天下,原来也便是惯作寒士们之东道主的。

  “士子”的社会地位的堕落,也便是形成了他们的落魄与贫穷的原因。而在三角恋爱的场面上,他们当然显得寒酸、落伍、减色,而不能和商贾们作有力的争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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