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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佛教文学的输入(2)


  二

  但翻译的最伟大时代还在公元317年以后。这时候是五胡乱华,南北分朝,民生凋敝到极点的时候。然佛教徒却以更勇猛的愿力,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活动着。据《洛阳伽蓝记》所载,洛阳佛寺,在元魏的时候,大小不啻千数。虽也曾遇到几次的大屠杀和迫害,然无害于佛教的发展。南朝的萧衍,身为皇帝,也尝舍身于同泰寺。其他著名的文士,若谢灵运、沈约等无不是佛弟子。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且成了和尚。我们如读着《弘明集》及《广弘明集》便知这时候的佛教势力是如何的巨大。范缜的《神灭论》刚一发表,攻击者便纷纷而至。慧琳的《白黑论》方才宣布,宗炳、何尚之便极力的压迫他,至诋之为“假服僧次,而毁其法”。他们是持着如何的蔑视异端的狂热的宗教徒的态度!为什么佛教在这时会大行于世呢?一则是许多年来的暗地里的培植,这时恰大收其果;二则乱华的诸胡,其本为佛教的信仰者甚多;三则丧乱的时代,无告的人民最容易受宗教的熏染,而遁入未来生活的信仰之中;四则中国本土的宗教,实在是原始,无组织,故受佛教的影响,而无能抵抗。然许多佛教徒持着“殉教”的精神,在宣传,在讲道,在翻译,却也是最重要的一因。

  从晋的南渡(公元318年)起,到隋的灭陈(公元589年)止,只有二百七十多年,然据《开元释教录》所记载,南北二朝译经者凡有九十六人,所译经共凡一千零八十七部,三千四百三十七卷。如果非宗教的热忱在迫驱着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宏伟的成绩可见呢。在这九十几个翻译家里,最重要者为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法显、昙无忏、拘那罗陀诸人。

  鸠摩罗什是六朝翻译界里最重要的一位大师。其父天竺人,母龟兹王之妹。释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坚遣吕光灭龟兹,挟什归。未到而坚已亡。鸠摩罗什遂依吕光于凉州,凡十八年。故通晓中国语言文字。至姚兴灭后凉,始迎他入关,于弘始三年十二月(公元402年)到长安。在姚秦弘始十一年(公元409年)卒。他在长安凡八年,所译的经凡三百余卷,其中有《大品般若》、《小品金刚般若》、《十住》、《法华》、《维摩诘》、《首楞严》、《持世》等经,又有诸种律、论等。鸠摩罗什通汉文,门下又多高明之士(有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时号四圣,皆参译事),故所译遂畅达弘丽,于中国文学极有影响。《金刚》、《维摩诘》、《法华》诸经,于六朝及唐文学上尤为输入印度文学的风趣的最重要的媒介。《维摩诘经》是一部绝妙的小说,叙述居士维摩诘有病,佛遣诸弟子去问病,自舍利弗、大目犍连以下,皆诉说维摩诘的本领,不敢前去。后来只有文殊师利肯去。这部经,在中国文学上影响极大。在唐代尝被演成伟大的《维摩诘经变文》。底下引罗什译文一段:

  佛告阿难:“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维摩诘言:‘止,止,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当有何恼?默住,阿难,勿谤如来。莫使异人闻此粗言,无命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耻也。外道梵志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坠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时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近佛而谬听耶?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斯法,度脱众生。行矣。阿难,取乳勿惭!’世尊,维摩诘智慧辨才为若此也,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罗什所译《法华经》,影响也极大。此经于散文外,并附有韵文的“偈”。这乃是把印度所特有的韵、散文杂为一体的一种“文体”灌输到中国来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后来“变文”、“宝卷”、“弹词”乃至“小说”,皆是受这种影响而产生的。

  昙无忏,中天竺人,北凉沮渠蒙逊时,到姑臧。初于玄始中译《大般涅槃经》,次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金光明》等经,复六十余万言。而《佛所行赞经》五卷的移植,尤为佛教文学极重要的事实。《佛所行赞经》(BuddhaCarita)为佛教大诗人马鸣(Asvaghosha)所著,以韵文述佛一生的故事。昙无忏,以五言无韵诗体译之,约九千三百余句,凡四万六千多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里一首极长的诗。

  《佛国记》,又称《高僧法显传》、《法显传》、《高僧传》、《历游天竺记传》。东晋僧法显撰。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向长安出发,至古印度等30余国游学。本书系法显亲身经历的游记。

  北部的译者极多,最重要者唯斯二人。至南朝重要的翻译家,则有:佛陀跋陀罗(中名觉贤),迦维罗卫人。初至长安,甚为罗什所敬礼。后乃南下。宋武帝礼供之。他在南方所译的,凡经论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其中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为最有影响。又有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以晋隆安二年(公元399年)游印度求经典。义熙十二年返国。凡在印度十五年,所历三十余国。著有《佛国记》,是今日研究中、印交通及印度历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自陆去,从海归,故把当时水陆二途的交通,写得很详尽。他带回经典不少,自己也动手译《方等泥洹经》等。同时又有求那跋罗陀、智严、室云(译《佛本行经》)诸译者。到了梁、陈间则有拘那罗陀(中名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以大同十二年由海道到中国。所译有《摄大乘论》、《唯识论》、《俱舍论》、《大乘起信论》等凡六十余部,二百七十余卷。他所给予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当这二百七十余年间,南北二朝政治上虽成对立之势,宗教却是同一的。佛教徒们常交通往来于二大之间。慧远尝向鸠摩罗什问学,觉贤不容于北,便赴南朝。在宗教上,南北可以说是统一的。

  但佛教文学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其不能融洽于中国本土文学是自然的现象。但传教者们总是要求本土人们的了解与赞许的。所以初期的译者、述者们不是编述《四十二章经》,便是译《昙钵经》,或其他小品,宁愿以牵就本土的趣味为主。鸠摩罗什诸人所译,也多所删节、移动。所以他自己尝不满意地说:“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然即此“失味”的翻译,在中国文学上已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了。

  参考书目

  一、《大藏经》有明版的《南藏》、《北藏》,清版的《乾隆藏》等,但以日本版的《大正大藏经》为最便于检阅。
  二、《宏明集》(释僧祐编)及《广弘明集》(释道宣编)均有《大藏经》本,《四部丛刊》本及金陵新刻本。
  三、《高僧传》(慧皎编)及《续高僧传》(道宣编)有《大藏经》本,亦有单刻本。
  四、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可读其第四集的一、二、三卷论佛典翻译的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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