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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柏烈伟(S.H.Potevoy)先生来信,说“北平现在除了周作人先生之外,几乎找不到一个理想家或文学家。”想到周作人先生,我的衰弱的病的心中也充满了喜悦了。苦雨斋主人是我的师友中最可敬爱的人。戈尔特堡(1saacGold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实在可以拿来移赠周作人先生,虽然我们的周先生一定很谦逊地不承认,在中国,精研外国文学的渊博如周先生的是没有的,而且,也可以说,很少人如周先生的勤于执笔。他的小品散文可说是受了Charles Lamb, George Gissing,一流人的影响的,就是他的诗也一点不带中国旧诗词的传统气。《小河》一诗到如今还可以说新诗中的绝作。我说,周作人先生是一个“叛徒”,这因为周先生有爱打架的皮气,——新学者的拥护溥仪,新文人的侮辱女性,艺术家的“闹恋爱”,甚至于街头巷口的“狂”什么文豪的胡闹,这,于苦雨斋主人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我们的周先生却不惜拿起笔来同他们斗,真是有爱打架的皮气,据说马裕藻先生也曾这样批评他。——然而,创造社的冯乃超却说他是“学托尔斯泰的卑污的说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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