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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孙中山先生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伟大的领袖。但是为什么他能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有人说,因为中山先生是最仁慈的。我们知道一个革命领袖都是最仁慈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个个仁慈的就是革命的领袖。孤儿院的院主可以说是最仁慈的,但他决不是革命的领袖。又有人说因为中山先生能继承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道统。如果这样来估量中山先生在革命当中的地位,那么,康有为亦可与中山先生并驾齐驱了。因为康有为是自称孔子的信徒,最得孔子之道的。又有人说:中山的伟大,是因为他创造三民主义[1]。是的,有三民主义才使中山先生成为国民革命的领袖,但是三民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道学,而是中山先生四十年领导国民革命的经验之堆积。中山先生所以能够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因为他一生努力于革命的实际工作,并从他的经验指示我们完成革命的方法。中山先生主义的中心是革命。他常常对他的同志讲,别的东西或者要从你们那里学习,讲起革命来,你们都要跟着我学。所以我们要学习中山先生的是革命,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教我们的革命的方法。本来一个革命的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玄妙的理想,佛教耶稣教回教他们都要求得人类一个幸福的大同世界。就是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时候,他还说,他这一种办法可以使中国人民住洋房坐火车使中同人民脱离野蛮的境地,到文明的世界。中山先生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不是在最高的目的,而在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他这种方法是他革命的经验所得到与适合于中国国民革命的需要之方法。其方法之重要而可以指出的有三点:

  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靠民众的势力。中山先生初从事于革命的时候,就与其他有志改造中国的人们不同。中山先生从小就受太平运动的影响,他见到太平运动中的民众的势力,他知道革命的势力在社会的下层。所以他革命事业的开始,即在下层群众所组织的秘密社会中活动,因为秘密社会在当时是中山先生所找到的一个有组织的民众势力。辛亥革命成功,不是完全靠少数智识分子几个炸弹,与受革命影响的新军的力量,各地秘密社会的响应,是其成功的大原因。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的少数智识分子信徒,为谋自己的权位,而抛弃中山先生,与革命事业,此事愈使中山先生认识智识分子之不可靠,而更努力于土匪运动。有人以此责备中山先生,这正不知中山先生的用心,因为在当时土匪对于中山先生是一种民众的势力,可靠之以进行革命。不过土匪在社会上没有经济的基础,而秘密社会已失掉他在太平运动时的作用。因秘密社会是宗法社会的产物,秘密社会已经跟着宗法社会之瓦解而瓦解。但是中山先生的注重群众这一点是不可磨灭的。及到欧战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向涨,工人的力量与革命精神,在一九二二年海员的罢工,一九二三年京汉路工人的罢工,及其他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奋斗中表现出来,中山先生立刻就注意到这一个势力,认为这是帮助他完成革命的一个真正势力。当时中山先生在广东与军阀的斗争中间,看见农民在革命中间的势力。因此中山先生毅然决定赞助工农的政策,甚乏不顾及一般手下人之反对。他积极地帮助工农发展他们的势力,吸收工农分子加入他的党,他要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他的党建筑在民众的上面。在他死后的一年中,国民运动的发展与党的发展都证明他这个政策是对的,是完成革命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二、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在当初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与同盟会的时候,都是依照秘密社会的办法,团体里面行使严密的纪律,领袖有绝对的指挥权。虽然不脱宗法社会的形式,但是铁的纪律是指导革命的机关所必需要的。因为同盟会有这种纪律,才能使他们的会员有多少牺牲的义举。辛亥革命后宋教仁[2]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松懈其组织,中山先生极力反对,力争保全组织严密的同盟会的存在。国民党的瓦解,更使中山先生确信革命党必须有严密的纪律,于是有中华革命党的组织,虽然有打指印及宣誓等宗法社会的办法然而因为他纪律严密才能够进行革命运动——这一个教训,是我们革命党人,所要时时刻刻记住的。后来从经验上中山先生知道中华革命党虽然能使组织严密,但是对于组织的扩大有很多妨碍,因此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山先生对于党的组织,用民治主义的集中制。一方面使党内部有纪律,一方面向外能发展。中山先生执行党的纪律,有开除冯自由[3]等及处罚张继等之事实。中山先生以为党内只有一个革命的领导,一切违犯这个领导的,都应该排除于党外。如此才能使指探革命的大本营巩闹。在他死后的一年中,他的支真的信徒要维持他这个革命的领导,对于一切危害这个领导的加以严格的处罚,这样使国民党的组织与势力一天天的发展。因此证明中山先生主张要一个有纪律的党,是成就革命的一个必要的方法。

  三、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与世界被压迫民众共同奋斗。中山先生继续太平运动的民族精神要推倒清朝,以为清朝不能做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之工具。但是等到清朝推倒后帝国主义列强阻止中山先生建立一个能与帝国主义奋斗的政府,于是中山先生更觉悟到中国打倒军阀同时须与帝国主义斗争。中山先生因为当时自己势力之薄弱,对于帝国主义的奋斗限于分裂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特别是破坏英日同盟,他以为英国是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在东方是最有势力的国,是最能妨害中国革命运动的势力,所以他要利用日本排除英国。有人以为中山先生的政策是专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是不懂中山先生的主义,对中山先生的主义为反革命的曲解。但是这一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国国民运动的发展只有某种程度的效力。当中国革命运动猛进的时候,如前年中山先生北上时的民众运动,各帝国主义国都联合起来一致压迫与摧残!此时中国的民众当然只有一致起来抵御,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的势力太大,因此中山先生要找中国国民革命的友军来帮助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他于是找着以打倒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为职志的苏俄。在苏俄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他已经打电与列宁表示他对苏俄革命的同情与赞助。他更看见世界上凡是反对帝国主义而自谋解放的民族都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友军。他很早就与印度土耳其等国的革命领袖有接触与连络。所以中山先生因为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遂不顾一切狭义的爱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之反对,决定联俄的政策及与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与阶级联合的政策。如果帝国主义势力联合而反帝国主义势力不联合只是自取灭亡,因此联俄政策成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策略。

  在中山先生最后的一年中,从五卅运动中及广东革命基础发展过程中,更证明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政策是对的,是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方法。

  我们认为以上的三种革命方法是中山先生主义的精髓,是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策略。因为能有一个有纪律的党才使国民革命有一个胜任的指导机关。中山先生的工农政策是为国民革命建立一个群众的基础,是使国民革命运动成为有势力的不妥协的运动。与待我以平等的民族共同奋斗之政策是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得到友军。一个革命的领袖之责任就是要能够认识革命势力之所在,能够找得革命的同盟者,能组织指挥革命运动的工具。列宁所以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袖就是因为他能认识工人阶级的势力,他能找得农民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同盟,他能建立一个有铁的纪律的党。中山先生的伟大亦在此,中山先生所以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亦在此。

  [1]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系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

  [2]宋教仁(1882—1913),湖南桃源人。中国同盟会著名领导人,民国初年筹建国民党,主张并践行政党政治。1913年3月在上海被暗杀。

  [3]冯自由(1882—1958),广东南海人。1895年加入兴中会,此后追随孙中山从事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国民革命时期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原载《人民周刊》第5期,署名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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