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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训练的严重问题


  附上的这几张通讯论文通通不像的东西,同时因为一天仅在晚上才有几分钟执笔,以致写得这么糊涂和没条理,所以我觉得十二分惭愧的把它密藏在袋里三四天,原因是恐怕寄到贵刊,先生一定没时间修改它和将它刊登出来,那么我们这一股愤慨的冤气也是没地伸诉吧!

  今天是星期休假,一清早值星官便东奔西跑的叱喝:“打扫寝室,洗污水沟”,“谁的铺位有一丝绉纹的也要罚他洗毛厕”,“大队长检查内务呀”!营房内像旧式的榨糖房,每个人淌着汗,显着满额的青筋,左转右跑,到了午后还要全套军装的站着,从下午一时站到三时许,结果大队长才跚跚而来,同时还骂了一大顿,“一律不许出街”。我们从下车到现在除了洗澡外,一小时的休息也没有。一稍有空暇就是搬砖修路,抬水洗沟,好像生怕有了时间给你们,就会商量造反和谈判他们的不是了。

  亲爱的编者先生,我们这一群度着的是牛马的非人生活呵!这生活内我们找不到一点安慰,找不到半寸的前途!

  本来我们平日诅咒学校的教育不好,就是说它脱离现实,对抗日救国的青年要求不符合,才跑出校门热诚的钻入这救亡干部训练团来,可是现在的遭受,现实的一切,不但没丝毫满足我们的诚衷,反而施了惨酷的压迫。“你不高兴吗?我们要训练到你更不高兴!”这样的教育长官口里说出的,我们绝望了,究竟他们将来置我们于何地!难道这样和社会一点没关连的教育,和抗敌救国工作一点没关连的“立正”“稍息”的教育,就可以训练出“建国”“救亡”的干部!

  深信政府的目的是光明正大,计划长远的,不过他们把训练救亡干部青年的重任,交给毫无政治常识和教育青年学识的战场下来的下级军官,而他们接了这重任,都是毫无认识,当然是照训练士兵那一套过去的奴隶教育搬出来,怎不糟糕!我以为长此以往,这干部是靠不住的,中华民族革命的巨任交给这么的一群干部,不是算可悲痛的一回事么?负领导青年工作的诸先生,能忽视这件事吗?

  我们有一个普遍的要求改善施行的:

  (一)训练的教育应以抗敌救亡工作为中心,切实符合目前青年的要求,满足我们的救亡热诚,所以一切设施课本均应与抗敌救国有关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惟有感受痛苦,言论均以对付教官为中心,从没人讨论过抗敌救亡的问题。

  (二)设立无数的小组讨论会,多派指导者改正,由我们发动,导师居于旁观纠正和领导的地位。

  (三)减少无谓的训话——其实是责骂,及整理内务等精神训练时间;军事方面,注意于战略战术常识,及民众武装的教授,“立正”“开步走”等宜稍减少。

  (四)应着重于社会活动,如宣传队,戏剧,漫画,组织民众,慰劳队,游行等现实救亡工作,俾得实践平日学习之救亡工作理论,而将来不致无所措手。

  亲爱的编者先生!我们的要求大约如上,求你原谅我的感情的兴奋以致潦草无序,并仁慈的将它修改纠正登于贵刊上,无任感谢。

  (朱平上。一九三八劳动节。)

  编者按:关于青年训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看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当局对于此事的重视,有许多地方已经大规模地办起来,同时还有着整千整万的热诚爱国的青年踊跃受训,使我们感觉到莫大的欣慰,但一方面却常常接到青年的来信,对于训练的方法表示种种不满的,甚至表示非常愤慨,却又替这件事焦虑着。我们收到这类诉苦的信很多,虽然也许只是局部的情形,但仍然是一个亟待设法改善的现象,所以我们也曾在本刊上比较抽象地提出几个基本原则(参看本刊第六十六号社论《青年训练的基本原则》),以促起负责青年训练者的注意;我们所提出的基本原则虽比较的抽象,却是从许多具体事实中得到的结论,并不脱离现实的空论。我们所以避免许多具体事实的刊布,因为具体事实往往牵涉到特殊的人事问题,往往容易引起有关系者的不快,这不是我们所愿有的,因为我们只希望事的本身能得到合理的改善,不愿对于任何个人引起不必要的磨擦。这是我们一向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

  但是朱平先生的这封信写得太沉痛太恳切了,而且我们仔细看完这封信,觉得朱平先生只是提出切身受到的苦痛,希望青年训练的问题得到合理的改善,他的动机是很纯洁的,态度是很诚恳的,并不含有恶意攻击任何机关任何个人的意思,虽则因为他的“感情的兴奋”——这不但是他,一切青年而在这种情形之下都是同样的——这信里有些“感情”过于“兴奋”的话语,已被编者酌量删去,只留下比较重要的事实,作为研究的材料。同时我们并把机关的名称省去,因为我们并不是要与什么机关为难,我们丝毫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很客观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负责者加以虚心的检讨,获得合理的改善。

  有许多受训青年的来信都表示对于百教干教不厌的“立正”“稍息”不胜其反感,我们知道青年们并不是根本反对“立正”“稍息”的训练,例如朱平先生的这封信里就说得很明白,“这基本动作是每个受军事训练的人都必须学习”,他只是说“宜稍减少”。换句话说,不应该只是看重这件事,甚至过于看重这件事,把其他更重要的战术及精神教育完全忽略了。

  其次他们所一致反对的是“打骂制度”,把“绝对服从”解释为“盲目服从”,甚至受了“拳打脚踢”,“给人家打骂屠杀还要谢罪赔笑脸”!他们并非反对“绝对服从”,但是合理的“绝对服从”和奴性的“绝对服从”,确是应该分清楚,我们认为青年的这种态度是对的,我们认为教育青年尽管严格,绝对不应该把青年视同奴隶,这是我们要很诚恳地促起负责者的注意,很诚恳地希望负责者加以慎重的考虑。做教官的如果是像朱平先生在这封信里所描述,那简直是把他所训练的青年当奴隶或仇人看待,这种不合理的训练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在这里要很沈痛而诚恳地提出:国家所需要的是要训练“抗战建国的干部”,不是要训练“奴隶”或“仇人”!我们承认负训练之责者在主观上不会有意要替国家训练“奴隶或仇人”,倘训练的方法如不合理,在客观上仍难免有这样的流弊,这是值得我们加以省察的。

  我们很诚恳地希望朱平先生的这封信能引起社会及负责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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