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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会


  我自从《生活》三卷四十九期里刊载《一个总答复》一文后,经过了一年之间,得和周頫萍女士结婚,早想将一切经过报告于先生,以聊志谢忱,因侧身商界,倘经报上宣扬,有许多不便,所以迟迟未果,而心中感谢,并未稍忘。上星期六阅《不解》一文,本拟上函略述经过,证明周頫萍之误会我的困难,以表我不是有始无终忘恩背义之徒。后因我和她既属夫妻,何必到报上辩论,就是她“不好”而我“好”,于我有何光荣?设她不愿在报上发表之语,我已写出,她见了岂不要心中不安?我又何忍使她心中不安?我宁愿担“忘恩背义”之名,不忍使她心中不安,故未有信给先生,而将此冤枉辩正。前数日晚写信给她,曾有几句这样说:“你不得着我的同意,把这些话登于报端,《生活》报读者很多,他们必表同情于你而说我是无情无义有始无终的男子,本想去函表明我的心迹,恐你见了不安,现在因爱你心切,宁担不美之名,不再写信给《生活》报了,望你下次不可如此。”接今贵处来函,不得不略告一二(如不来函,我也不写此信)。我自和她结婚后,从无间言,去春因她将分娩,恐在申不便,遵双方家长意见,让她回我家生产。去夏我六月中告假回家,次日她幸安然产一男孩,我和她因同读《生活》报之关系而生此孩,由她取名新培,以示纪念,不料她产后才十日,因身体虚弱,劳神过度,神经受了刺激,忽神经错乱,言语动作均异常人,且饮食不进,平日感情素笃之夫妻,见此情形,安得不痛哭流涕?满月后她病幸痊愈,我因回家已一月余,店中屡有信促我到申,我因要顾到职业,和她一同动身到申,不料行至半途,她因舟车劳顿,在途中病又复发,昏迷不醒,我又和她回家,后来又和她到沪就医,由沪又到汉口到长沙,那时长沙正共产党退出之后,戒严颇紧,我为避共产党计,又退回汉口,等到长沙太平了些,又和她到长沙。那时她神经尚未清爽,已病了三月之久,这三月之中,我简直一刻没有离她,她每餐皆由我用汤匙一点点的喂下,若在上下码头,她不能行走时,都由我抱着上下。她的病我真是“增一分则忧,减一分则喜”。吃尽千辛万苦,然我虽吃尽千辛万苦,却不以为苦。我平日素恶有妻之人不能尽量爱护其妻,反转其他不正当之念头,一年之中也不知多少女子感着“遇人不淑”;我又见许多女子见丈夫有病时,各事亲临,男子则否,所以我力求避免男女不平等的这些事,和她到东到西,过了三月之久,因荒了三个月的职务,为解决生活计,不得已抛弃她到申消假视事。幸她的病在娘家现已痊愈,她屡次叫我到湘接她来申,我因薪水早已预支了,且还因她病,欠他人之债,无钱作川资,又因商人每年只有两个月假,我已荒职三月,那里能再告假?所以惟有将我的困难告诉她,我每逢三五日就寄一信给她,她前天来信说“邮局误事,把信压着两封同时送来”,我想她因多时未接我来信而误会了。她每每来信说在家思我和小孩,心中颇觉不安,我除见信心痛,尽自己脑中所有的话写信安慰她,等到废历明年正月去接她出来外,实无其他办法。今附上我写给她的回信一封,以证我言非假,阅后仍请便中退回,余不细述。

  车长华

  按:我们得到车君这封信,非常快慰,我们要为周頫萍女士道喜,同时要向车君致敬。周女士那封信里说“我在湘仍勤习缝绣,预计将奁洋四百元,来申约友合资,及筹划与伊组织合作美满家庭,故特函达先生……”,可见她完全出于爱车君而惟怕失掉他的好意;车君这封信里说“因爱你(指周女士)心切,宁担不美之名”,可见他也完全出于爱周女士而惟怕使她不安的好意:总之从两封信看来,周女士和车君都是我们所敬重的好人。天下光明正大的事情没有不可以公开的,尤其没有不可以告诉朋友的,本刊自居于读者的一位精神上的朋友,本刊的读者也可以算是彼此精神上的朋友,周女士把担心的事告诉我们,车君把安慰的说明告诉我们,这种光明正大的事情我们把它公布出来,只愈见他们贤伉俪情爱之笃,我们做朋友的人无不为之一喜,千万请车君勿以“在报上发表”而有所介意,这是我们极诚恳的要奉劝车君的一点微意。

  人生疾病是一件很不幸而往往是出于不能自主的事情,惟其在这不幸的意外事故之苦境,尤需要亲爱者之护卫,像某律师以妻患肺病提出作为离婚的理由,是最荒谬的理由,像车君对周女士病中能如此辛勤护卫,乃是极可敬的行为。而周女士“每来信说思我(指车君)和小孩”,这种一缕情丝,万里神往,亦至可宝贵,我们敬祝他们贤伉俪俩永远快乐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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