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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这本书原名 "Soviet Democracy",一九三七年由英国歌兰士出版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出版的,著者英人斯隆(Pat Sloan)。根据他在苏联五年实际生活的经验,把渗透于苏联全国人民各部分生活中的民主精神,活泼亲切地呈露于我们的眼前。常人想到民主,往往只想到选举制度、民意机关等等,这些当然都是民主政治中的重要的部分,但是真为最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民主,不应自足于这样狭隘的范围,应把民主的原则扩充到全体人民各部分的生活中去,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民主,才是真能符合于美国林肯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定义。我觉得这本书所叙述的内容,应能给与我们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苏联今日,民主精神已广大而深入地渗透于全国人民各部分生活中去。由中央政府,各邦政府,至地方政府;由工厂,农场,商店,学校,乃至军队,家庭;随处都可以看到民主原则的运用与实践。讲到部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凡是与一般国民生活有关系的,无不在民主原则之下进行着。今日的苏联已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恐慌的国家”,这是全世界上所公认的了,但是它的强盛,并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是彻底动员了全国一万万七千万的人力来共同努力奋斗而获得的成果,这一点却常被人忽略过去。这种彻底动员之所以可能,所以收到伟大的效果,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的积极民主化。我国古语有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今日正在力图动员全国参加抗战建国的过程中,苏联民主的办法与成就是很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斯隆的这本书所以在这个时候更有介绍的价值,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英国是被称为“巴立门之母”,所以讲民主政治,往往不能脱漏这位资本主义的老大哥。苏联是最新型的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它的新宪法,英国政治学权威的拉斯基教授也认为是全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这旧型民主和新型民主的差异何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很有趣味的问题。本书著者斯隆是生长于“巴立门之母”的英国,而又在苏联有长时间的阅历,由他来比较这一旧一新的民主政治,是够我们玩味的。他一方面承认英国现有的民主当然胜于绝对反民主的法西斯国家,但就英国本身而论,治权还是操在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数的工作的人民所享受的民主权利还有着很大的限制。他根据英国经济实况,指出英国全体人民百分之四是主人或独裁者,百分之九十是仆役。他指出,靠工资糊口的这百分之九十,每年却仅受到全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四;百分之四的有产者,加上百分之六的独立工人,每年受到全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占全体人民百分之一的最富的有产者,竟受到全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英国的选举是与财产结不解缘的,结果所谓民主是受着最少数人的操纵。在旧型的民主政治,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受着百分之十的“主人”的统治!关于苏联,有好些人因为它是实行劳工阶级专政,便把它和法西斯的独裁混为一谈,但是即就苏联一九一八年的宪法说,全体人民最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就都享到民主权利,少数的例外只是剥削者、帝俄留下的官僚警察及牧师等——只占全体人民百分之五。操于全民百分之九十五的手里的民主,比操诸全民百分之十的手里的民主,就最大多数人福利的观点看来,孰得孰失,这个结论是不难得到的。而且到一九三六年,在苏联,剥削阶级的余孽已完全消灭,所余下者只是五万牧师,他们处在今日的苏联已经无力作恶,所以依苏联一九三六年的新宪法,就是以前百分之五的限制也废除了!

  中国在抗战建国的这个伟大的时代,必须加强民主以彻底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抗战建国的伟业,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了,而且就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说,也应该向着为全体人民(少数的汉奸当然除外)谋福利的民主政治加紧努力。所以中山先生曾说:“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叫做民主政治。”(见《民权主义》第五讲)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本此意旨,作进一步的解释:“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也。……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有也。”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先生在该会第三届大会的闭幕词中,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也有几句很重要的话:“总理倡导三民主义,其民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民主政治。一国人民如果不能关切他们自身的幸福,管理他们自己共同的事务,就是说,如果人民不能积极参加政治的话,他们就不能造成强固的国家,所以世界上最有力最巩固的政治,一定是建筑在民意之上,一定以人民之利害为利害,人民的视听为视听。总理的民权理想,是造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古今中外,理无二致。”中国政治的途径既然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既然是“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有”,既然要“一国人民”“关切他们自身的幸福,管理他们自己共同的事务”,那末我们中国所应加紧努力的民主,应该是大众的民主而不是少数的民主,是很显明的应有的倾向。关于这一点,苏联的民主有很丰富的内容供我们的借镜。

  为抗战,为建国,民主政治既然是我们应走的道路,全国同胞今后所应共同努力的是对于民主内容的正确认识,对于阻碍民主开展的种种因素努力扫除,对于民主的推进加紧奋斗。我怀着这种种的热烈的希望,很诚恳地把这书的译本贡献给全国的同胞。

  韬奋记于全民抗战社
  二十八,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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