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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土布政策


  甘地的一生,完全为印度被压迫的穷苦人民奋斗。他以他所提倡的“不合作主义”,要替印度争得自由独立,也就是要替印度被压迫的穷苦人民争得自由独立,自拔于奴隶的生活。他那个主义原分四步具体的进行办法(详见上期拙作),可惜将行第二步时,因印度人民的程度究竟太低,于一九二二年竟有好几处暴动,杀死了几个警官。甘地觉时期未成熟,乃转其精力先谋印度经济上的解放,极力提倡印度当用手制土布自救,于一九二五年组织全印度纺织总会,积极进行,这就是他最近所主张的土布救国政策。

  印度人的生活非常困苦,全印度三万万人,据统计调查,每日不能得一饱餐者占百分之二十五,即七千五百万人。于此可见甘地力谋印度经济解放之所以急迫。他以为印人生计之所以日趋穷苦,实因原来很发达的家庭工业,被英人机器工业所侵略。其初印度所出产的棉花,本足敷印人自用,自归英国统治之后,家庭工业强被破坏,棉花被运至英国或日本,制成洋布后再输入印度。于是印人不得不购入口的洋布,每年达六万万卢比之多,而由出口的棉花所得的进款却非常的微薄(每一卢比约合英币一先令四辨士,约合中币七角六分)。甘地这样说:“一个国家如要把原料输出,等到将此原料制成了货品之后再输入,像印度一样,自己原是一个产棉的国家,每年却须用数万万卢比购买由欧洲进口的洋布,安得不穷,安得不被破坏!”于是甘地觉得印度之穷苦,是由于国富被外人盗窃了去(“Robbery of national wealth”)。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救印度,当提倡家庭工业,提倡手工纺织,他这样说:“饥饿使印人不得不从事手工纺织!……我们要想到整千整万的同胞,他们今日的生活实动物之不如,只有预备饿死,简直是在将死的惨状中……”

  甘地以为印度的家庭工业被毁之后,不但在经济上予印人以极大的打击,而且使印人都荒弃旧业而养成惰性。在外人未侵入印度之前,几千百万的印人都于农务余暇,在家里从事纺织,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因为印度农民仅由农业收入是不敷用的,他们都靠手工纺织为副业以救济贫乏。所以甘地因提倡土布被捕之后,在法庭上有这么几句话:“一百五十年前,印度的妇女能在她们的村舍茅屋里,纺出很好的棉纱,补贴她们丈夫进款之不足。乡村中从事织布的人把所纺的纱织成土布,也藉以维持他们的生计。这事在当时实成了国家经济上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使得我们能把闲暇利用得非常自然。现在呢,我们的妇女都失去了这样的手艺了,无数的人民都过被迫的怠惰生活,遂使印度穷到这样地步。”

  因此甘地主张印人应该抵制外货,恢复手工纺织;他深信印人如能将此事设法普及,人人用土布,人人抵制舶来布,则即此一事,已能于每年将漏卮六万万卢比分布于印度人民,渐渐的使他们从穷苦无告的惨境中解放出来。所以他以为必由手工纺织,印度始能自对世界表示自求完全独立之决心;必由个个印人情愿穿用粗的土布,印度才能自免于奴隶;手工纺织机是救济印度贫穷的唯一利器。

  甘地对于土布救国的主张,不但含有经济的意味,并含有两个很重要的作用:(一)他把手工纺织机看作“劳工神圣”的象征,看作自认与穷苦平民跻于平等地位而且表示同情的符号,使从事者人人发生牺牲自己救济大多数平民的感觉,所以他说:“倘若我们真能怜悯印度的饥饿待毙的民众,我们家家都应该设备纺机,天天都要纺些纱。倘若你能彻底明白纺机是爱同胞的象征,是神圣的东西,你便不应丢掉他。因为今天你穿了粗的土布,你便是救了许多昨天将要饿死的同胞……”(二)印度阶级与宗教派别之复杂与隔阂,是世界闻名的,他把手工纺织看作唯一的良法,能把一盘散沙彼此隔阂的人民统一起来,因为无论那一阶级的人,无论那一宗教派的人,只要人人都肯分些时间出来纺纱,人人都肯穿用土布,便是全国统一的最好的表示。所以他说:“我看起来,纺机和土布是全印度统一的象征,是与宗教里的圣典一样的神圣。”

  甘地现在和他的信徒正在拚命的宣传土布救国政策,他自己固然是每天要用一部分的时间来纺纱,他自己固然是只穿粗的土布,他的夫人也随着他这样,就是他的信徒,个个都要宣誓只穿土布,绝对不穿外国货,甚至把已有的外国货都毁掉。他劝全国商人都用本国人纺的纱织布,都用本国棉纺纱。最近他因提倡此事在孟买被英政府拘捕,他从狱里写信给孟买的人民说:“我不要孟买的人民为我被捕而悲哀,我只要全孟买的人集精神于纺机……孟买的妇女,倘能真知参加这件救国的事业,每天应该要用多少时间来纺织,为救国而做,当如笃信宗教一样的虔诚……”

  最近有一个英国人去看他,他宣言只要他能使印度的个个茅屋中有纺机,他虽死无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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