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踪寄语四六　大规模的贫民窟

四六　大规模的贫民窟

　　伦敦不能不算是世界上一个大规模的城市，面积近七百方英里之广，人口在七百五十万人左右；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都集中在伦敦。在这样大规模集中的情况之下，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形色色，这种社会的内在的矛盾之尖锐化，都可以很明显地从中看出来。在这样大规模的繁华的城市里，同时却也有了大规模的贫民窟，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矛盾的现象。

　　英国各大城市，都各有其贫民窟（Slum），而以东伦敦的规模为最大。西伦敦（他们叫做“West End”）是最繁华阔绰的地方。最奢华的店铺，皇族贵人的宫邸，布尔乔亚享乐的俱乐部，博物院，戏院，官署，公园，国会，西冥寺，以及最豪华的住宅区，都在这里。所以在伦敦有人叫你开地址的时候，如你所开的地址是在“West End”，他们便认为你这个人多少是过得去的。南伦敦和北伦敦的属于工人住宅区的地方，也有贫民窟，但都不及东伦敦的规模宏大！

　　伦敦分为二十八区（borough），各区里面都有多少贫民窟点缀着，就是在所谓“皇家区”（“Royal Borough”）里面，也不免，不过在繁华富丽的地方看不大出。自伦敦中央起，迤东一带各区，就都可以看见几于“清一色”的贫民窟生活，也是世界上任何城市里劳动阶级最集中的一个区域。记者曾费了一天的工夫去观光。电车一开进了这个区域，就看见在西伦敦所没有的旧式烧煤的汽车在街上跑来跑去，上面有烟囱，喷出许多黑烟在街道上绕着；电车上的乘客也不同了，都穿着破旧的不整齐的衣服，顾不到什么“君子人”的排场了；满街旁的褴褛垢面的孩子，东奔西窜着。贫民窟里的住宅，大都是建筑于百年前的老屋，地板破烂，墙壁潮湿，破窗裂户的空隙常有冷风继续不断的传送进来，一所屋里每住着几十家，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堆满着许多人，英国是科学发达的国家，电灯应该是很普遍的了，但在这一带贫人住宅里，还是用着油灯或点着蜡烛，如所住的是地室（basement），那就终年在黄昏中过日子！

　　据英国劳工调查所（“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这是由劳工团体组织的研究机关，不是政府设立的），所调查的结果，在伦敦全家拥挤在这种地室里（住在贫民住宅的地上和楼上的还不在内）过暗无天日生活的工人，至少在十万人以上。据他们最近所调查的情形，“在伦敦贫民窟的地室，里面既黑暗而又潮湿，糊在墙上的纸都潮湿着下坠飘摇着；老鼠和虱子非常的多，住在里面的人很少和疾病不发生关系的。”

　　因为拥挤的缘故，常有父母和好几个成年的子女，甚且加上祖父母，同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因为这种屋子里的虫虱有各种各色的，既繁且多，每到夏季，往往赶着整千的人把他们的床拖到街上来，希望能够略得些睡眠，但是遇着了警察，又须被赶到门里去！

　　伦敦赫克纳（Hackney）一区的医官乌华雷（Dr. King Warry）调查该区贫民窟的拥挤情形，曾有详细的报告，试就他所报告的事实随便举一个例：他说有个家属共有六人，都住在一个小小的地室里，这家属里面有十岁和四岁的男孩，十一岁和七岁的女孩，那个母亲告诉他说，因为她无法使他们睡开，最大的两个男女小孩曾经发生过“非礼的行为”（“indecent behaviour”）。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标准夜报》（“Evening Standard”）所载东伦敦贫民窟的情形，里面说起有个家属住在地室里已十九年了；除父母外，有四个女儿，年龄自十三岁至二十一岁，两个男孩，年龄一个六岁一个九岁，都住在一个地室里，都要常往医生处看病。

　　这样“很少令人和疾病不发生关系的”贫民窟房屋，租钱在工人看来仍然是很贵的，普通每星期常需付到十五先令至二十先令，英国极少数最高工资的工人每星期虽可得到六镑以上的工资，但普通总在二镑左右，所以为着房租差不多便用去了一半（这是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形，在以前平均只用去收入百分之十六至十七为房租），结果剩下的一些工资不够顾全家属的衣食，父母子女往往在半饿状态中过活。

　　据各区医官的统计报告，贫民窟居民的死亡率常比普通的增加一倍至两倍，婴孩死亡率更厉害。就是养得大的孩子，也多遗传着所谓“贫民窟心理”（“Slum mind”），据说他们长大时的行为都使国家要增加警察和监狱的经费！

　　记者自去年十月到英国以来，听他们在内政方面闹得最起劲，视为一件大事的，便是消除贫民窟运动，大呼“贫民窟是我们的耻辱！”卫生部大臣杨格爵士（Sir Hilton Young）定了一个消除贫民窟的五年计划，据说要在五年内消除二十万所贫民窟的房屋，使一百万人有新屋住（据各报说贫民窟的房屋远逾此数，贫民窟的居民亦远逾此数），而新屋的建造则仍希望以利润为前提的私人企业家来办，并不想到工人租用贫民窟的房屋已嫌其贵，更有何余力来租用新屋！

　　其实贫民窟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部分的产物。贫民窟的人民那样苦楚，而据统计所示，一九三一年伦敦的土地生意不下一万二千万金镑，教会于一九三〇年在伦敦所收得的屋租就达三十八万金镑之多。土地的私有专利，房租的高抬，工人的贫穷，都一概不顾，只想如何如何叫工人从贫民窟里搬到新屋里去，便以为这问题可以解决了，这真是在饥荒时代劝人吃肉糜的办法！

　　（二十三，一，三十一，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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