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踪寄语四一　凡勒拉访问记

四一　凡勒拉访问记

　　记者到都伯林的第三天下午（去年十二月四日），和张君似旅同去访问爱尔兰自由邦总统凡勒拉。我们去看他，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因为久闻这位为爱尔兰民族解放努力斗争二十年的健将，顺便去瞻仰瞻仰他的言论丰采，但是在我们到的那几天，爱尔兰和英政府交涉宣布独立共和国的问题，正闹得满城风雨，凡勒拉在这时候正是该国新闻记者所极不易见到的人物，况且我们并没有什么介绍信，冒冒失失地去乱闯一阵，能否见着，毫无把握，可是我们觉得不妨试试看，即见不着，也不过偏劳了自己的两条腿，没有什么蚀本的事情，于是便打定主意去跑一趟。我们到了他的官署门口的时候，只见一队卫兵穿着很威武的制服，现着很森严的气概，在门口持枪守着，我们俩挺胸大踏步前进，他们只注目望着，倒不盘问什么，到了传达处之后，道明来意，先由秘书在客室晤谈，他说总统见的人很多，寻常非在一星期以前预先接洽不可。我们说明天就要走，请他替我们问问看。他答应当天夜里用电话把接洽的结果通知我们。后来得到他的电话，说总统答应第二天下午五点半晤谈。第二天上午凡勒拉为着英政府殖民地大臣刚送来对于他的通牒（即询问英政府，如爱尔兰宣布独立共和国，英政府是否不致以武力压迫）的复文，开紧急国务会议，下午三点钟又在上议院报告这件事情，仍肯于百忙中的同日下午五点半和我们接谈，这大概是因为他听见记者是由中国那么远来的，但在我们觉得究是一件不易多得的事情。

　　我们先由秘书引进客室略候，便由他领到总统办公室里去，这办公室是个颇大的长方形的房间，设备很简单，只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放在一端的窗前，凡勒拉背壁坐在案前，桌的右边放着两张沙发。凡勒拉坐位的背后墙上挂着一张爱尔兰全岛的大地图，对面的那个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半身石膏像，看上去似乎是一九一六年革命战争的领袖披尔斯（Patrick H. Pearse）的遗像。凡勒拉每天就前面对着这个杀身成仁的烈士，后面背着全爱尔兰的版图，办他的公事。

　　凡勒拉的形貌，我们早在各种刊物及报上登的相片上看到了：那个颀长的个儿，深沉的眼光，好像记载着许多患难经历的额上皱纹，薄薄而紧凑的嘴唇，尤其可注意的是他的那个充满着思虑的面孔和静默镇定的态度。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后，他起立离座两三步迎客，由秘书介绍后，我们宾主三人握手后便坐下来叙谈。记者先对他致谢上次他在日内瓦国联会议任主席时对中国表示的好意，继说对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精神的敬慕，所以见他感到异常的愉快。张君也对他致谢他在百忙中接见我们的盛意，他自己也承认实在忙，我接着说我们不敢多费他的时间，只想很简要的替《生活》周刊提出几个问题来问他。他说谈话内容必须在《生活》上发表的话，务必先给他看过。记者答应照办，所以下面几段的谈话，已由记者回伦敦后先把要点译成英文，寄给他看，经他回信同意的。

　　记者问爱尔兰民族是否在实际上现已完全自由，爱尔兰政府和英政府所争者只是共和国的名称问题。凡勒拉答说不然。他说实际现状仍为爱尔兰人民所不能满意，并说他在致英国殖民大臣的牒文中也声明一九二一年的《英爱条约》是用武力强迫爱尔兰人民接受的。“当时爱尔兰人民如不接受，除立刻战争外，没有别条路可走。他们从未出于自愿地接受这个条约。但是在我的政府（凡勒拉自谓）负责宣布共和国以前，还要先把这个问题用投票方法征求全国人民的意向。”

　　其次记者问北爱尔兰的六郡（County）不能并入自由邦，是否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和经济的理由从中作梗。他答说宗教信仰的不同，即南爱尔兰也有，于政治并无妨碍。他深信哀尔斯特省（Ulster在北爱尔兰）的九郡中，有六郡和其他爱尔兰部分隔离，从中作梗者是由于英政府的政策；一旦英政府的势力和赞助消灭，哀尔斯特省问题便可得到满意的解决。说到这里，凡勒拉立起来指着墙上所挂的地图，接着说道：“在北爱尔兰也有一郡选举我，足以表示即在这六郡里面，也有很坚强的少数赞成爱尔兰的全部统一。”

　　讲到宣布共和国，爱尔兰人民在经济上是否要受到打击（因英国关税对帝国的殖民地有相当的权利），他认为不成问题。他说：“今日世界上各国都有经济的困难，连英国和她的各殖民地都在内。就爱尔兰说，和英国的强迫的联合，和因此所引起的扰乱和不稳固，无疑地是我们的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和英国脱离，便是稳固，这是趋向繁荣的第一步。”

　　张君问他对于中国问题有何指教，他很谦逊地表示对于中国现在局势不能有何具体的意见。他说觉得中国问题因为地大和人口的众多（记者按：爱尔兰面积仅三万二千余方里，人口四百余万），又因为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缺乏彼此间的适当联系，愈感困难。他相信组织（organization）是解决中国许多困难问题的枢纽；允许各地方政府有大量的自主，同时关于全国的要政，须服从中央，他认为这样可以解决中国的许多困难问题。

　　以上几条是凡勒拉所同意发表的谈话内容。我们谈约半小时后退出。临行承他应记者的请求，叫他的女秘书捡出他的最近肖像赠给本刊。我所得的感想是他在实际上已渐成为过去的领袖人物，他的思想和政策都难于应付现在和未来的爱尔兰问题；他的脑袋中所装的东西还只是民族革命，似乎关于社会革命的影子一点都没有。他相信组织是解决中国许多困难问题的枢纽，这话固很重要，但他却没有注意这种“组织”应该以什么为中心，然后才能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作英勇坚决的抗争。

　　他在去年十一月因英国殖民大臣在下议院里说出一句爱尔兰自由邦有自由处置自己事务之权，便送给英政府一个牒文，询问如果爱尔兰自由邦愿和英帝国脱离，英政府是否不致用武力压迫；英殖民大臣用很滑头的口吻回答说，因为英当局不相信爱尔兰自由邦会有这样的运动，所以认为对此问题没有答复之必要！自由平等是要用热血牺牲去换来的，那有如此便宜货可搨！记者和凡勒拉谈话时，曾问他，据他看来，爱尔兰的完全独立问题可由议会的和平方法达到呢？还是要由于革命的武力斗争？他说这个问题要英政府来回答。我不便对他说这是要爱尔兰人自己决定的！

　　廿三，一，十七，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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