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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之变化与其前途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目前在军事上虽江西问题尚关重要,但江浙(实际是江、浙、皖)问题包有政治与军事的复杂关系,更为重要。十月中旬,孙传芳的联军在江西有将败之势;那时候上海的资产阶级(如虞洽卿等)与杭州上海间的政客(如褚辅成等)在反孙的共同观念下还发生了一个疑问:“是上海推动浙江呢?还是浙江推动上海呢?”结果,浙江先发动了,而上海的资产阶级反徘徊观望。及至夏超独立又败退后,孙传芳的部下以武装统治杭州;上海民众初次暴动未成后,丁文江又以恐怖政治镇压上海。但是江浙局面的变化仍在目前,孙传芳的势力如风前之烛,其在江浙的残余部属,是绝不能维持下去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下形式的假设:

  “南京是奉鲁军的?抑是北伐军的?”

  这一假设的方式关系于江浙两省的共同局面。只要江西军事一有结束,江浙问题便是最紧急的问题。在目前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即唐生智军)已急急欲取得安徽,进取江苏,有直到南京的企图。国民政府亦似乎已抛弃原来让江苏于奉鲁只要浙江的计划。因此,江浙问题又并不待江西军事之解决,夏超一次的独立运动,与上海民众暴动的初步尝试,便是这一变动的开端。

  夏超独立一星期而败退,上海初次暴动尝试而未成,是一样的事——时机尚未成熟,主观与客观条件都未具备,还须要更切实的准备,更有力的工作,才能完成江浙的变动。

  我们对以上的情形若未观察清楚,便不会了解目前的江浙问题。我们在杭州、宁波等地同志若因夏超败退有懊丧,在上海的同志若因二十四晨行动尝试未成而失望——这都是极大的错误。夏超若未败退,试问以马叙伦、许宝驹等极右派糊涂支配的杭州政局,有何用处?二十四晨之上海尝试,试问那样浅薄的准备,时机的错误,如何能成功?即成功亦如何可以支持?反之,我们从浙江与上海的两方变动局面里,却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目前这些变动局面,正开始发展;我们在江浙如此的政局里,正要加紧工作。

  但我们的工作是在民众中——同志们要紧记着!

  如果民众运动不能进展,江浙的变动便是不可靠的,只有民众的工作来推动政局,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变动。江浙民众要帮助北伐军的胜利。要求避免奉鲁军的蹂躏,全靠此时自己的工作。进一步说,江浙民众要想在北伐军统治下得到许多的利益,真正的自由,亦要靠现时的工作。湖北民众的现状,比起湖南来,迥然不同。这就因为原来的基础相差太甚。

  浙江独立之昙花一现,在我们是认为当然而无所谓失望的,上海二十四晨的一幕,我们亦得了严重的教训。总之,此时,江浙各地同志的责任,特别加紧了!

  (原载《教育杂志》第2期,署名: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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