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上海的罢工潮|赵世炎

六论上海的罢工潮

　　六论上海的罢工潮(1)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经过两月半长期的经济罢工以后，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来了。这一次由经济奋斗走入民族政治奋斗的罢工，本报已曾预言，并且预言正在发展的罢工运动将愈扩大，而形式亦愈严重！但在同时，我们亦指出依据上海劳动生活的实际状况，仍保有两种必然的性质和趋向，这便是：（一）在民族政治性的罢工中，其主要原素亦包含有经济的斗争；（二）工人阶级之政治自由完全没有，工厂的待遇又万般苛虐，工会组织之百折不回的奋斗乃罢工的原素之一。

　　从本月二十日起，上海小沙渡日本内外棉纱厂开始实现总同盟罢工。肇成这次罢工的有两个主要原素：一是最近发生的陈阿堂之被杀案；二是日本资本家最近对于工人之进攻。这一次总同盟罢工开始时，参加者有一万三千四百余人，迄至现在（罢工实现六日以后），继续加入者达两万人以上。再观察各区域日厂的形势，三五日内均不免动摇。并且不限于纱业范围，而将扩大到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的各种企业。总之，这一次的形势，是对日的总同盟罢工；这一次罢工的性质，是上海工人的民族政治性兼经济性的奋斗。

　　我们应当重视这一次的罢工。凡是不堪忍受压迫的革命分子，主张中国民族解放者，无产阶级奋斗的战士，都应当了解与重视这一次罢工，并实行起而援助。上海日本工厂与日本各种企业的工人发动罢工，固然因为自身不堪忍受日人的压迫，然而爆发罢工乃民族的政治的原因。顾正红被杀案，是伟烈的“五卅”运动之导火线。最近陈阿堂被杀案，又成为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仍继续施行屠杀的策略。“五卅”的伟大运动，因为有“中日亲善”者的斡旋，并没有给日本人以多大的惩戒，又何况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扶植的军阀势力，正当炙手可热之时。国民军被迫再退，联军进占南口与张垣，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又一次的如日之方中。姑无论表面在政治上，日人教训奉系军阀不宜激进；然而日本政府与日本的资产阶级，已准备进行完全取得东三省与南满的主权，并趁此时机夺取长江流域的英、美地位。这是我民族政治的目前主要问题之一，这亦是引起上海有组织有训练的工人阶级，不能不击鼓呼战的根本原因。

　　陈阿堂案发生已月余了。谁是陈案的有力抗争者？上海的新闻记者（举例说，如较进步的商报）以为空言无补于事实，渐渐讨厌宣言式的空谈。但是怎样才不算空谈？除开会发宣言而外，什么是有力的实际的行动？上海的一般“名流”又说，要讲法律。日本人在中国犯罪，杀死中国人，因为有领事裁判权，并不归中国法律办理，法律从何讲起？上海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此时并不肯“提倡实业”，并不肯说对日经济绝交，而抵制日货的口号，仍然只由工人、学生与一般市民高呼。这次首先击鼓作战的，又是工人阶级。我们并不反对，假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此时肯提出“禁止日人在中国设工厂”的口号。然而这是“过激派的口吻！”中国的资产阶级断不肯说这句话。但是像各日本工厂对中国工人那样虐待与压迫的状况，在工人群众却无所姑息，甚至愿意实行驱逐日本资本家出中国境。日本资本家被逐的至少好处是：顾正红可以不被杀；现在的陈阿堂案，或者也可以不至于发生。不幸顾案以后又有陈案，空言又无补于事实，上海各日本工厂的工人，怎样才足以表示抵制日本的行动呢？米价这般高涨（最近竟达每石十九元六七角！）生活这般困苦，不作工何以生存？然而上海工人阶级，终于举行对日的总罢工了！

　　本月二十日上午六时，上海纱厂总工会发布第一次罢工命令，原文如下：

　　“内外棉东西五、七、八、十二各厂工友们：东洋人横暴无理，在万里丸船上，竟秘密杀我同胞陈阿堂；在日华厂中，又敢用电网害死我工友郝霍卿；三厂、四厂、九厂的全体工友，又备受日人无理停厂之压迫，饱尝拘捕毒打开除之苦；最近九厂工友石万才，又被毒打，生死不明。日人之种种罪恶，擢发难数！我工人为争国权，为争工人生命安全与利益，决以最后手段对付。联络各界，一致抗争。我东西五、七、八、十二厂全体工友，着先于即日起，实行同盟罢工，听候工会命令！勿怠！勿忽！切切！

　　此令。

　　上海纱厂总工会　八月二十日”

　　此次首先实行罢工者，即命令中所述内外棉东五、西五、七、八、十二共五厂，计一万余人。日本内外棉厂在上海者共十一厂，前述五厂先发动，乃该五厂工会自向纱厂总工会所要求；但在发动后数日内，其余六厂亦经纱厂总工会继续发布，第二次、第三次……命令，先后加入罢工同盟。各厂发动时，多以陈案及各厂情形为准，如十三、十四两厂，于二十五日见报载陈案消息，日本总领事对陈案抵赖，及证人发表之口供，愤慨不已，即时宣布罢工。在罢工后，全上海各日厂（纱厂及纱厂以外各厂各业）工会，复举行代表会议，决议为争陈案及反抗工厂压迫谋自身利益起见，请求上海总工会发布全上海对日总罢工令。会议后，各处即着手组织罢工委员会。迄现在止，虽尚未全体发动，但已由沪西至沪东，由内外棉及于其他各纱厂，由纱业及于其他各业。上海总工会是全上海工人的总组织，且是一个革命的工会，在此时自然竭尽所能，指导群众行动。各厂各业工人，在此次行动中，更表示出有组织有秩序的力量。现在仅仅是这一次运动的开始。或者这一次运动是胜利的，又或是胜利少而失败多的；但胜利与失败的条件并不单独建筑在工人自身上。因为这次罢工是民族政治性的，各阶级民众俱有责任。因为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是陈案，对陈案应抗争者是各阶级的民众，亦不限于工人。在工人一方面，最初内外棉厂发动时，仅提出五个最简单的条件：

　　“（一）解决陈阿堂案：引渡凶手交中国法庭办理，抚恤被难家属，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之发生，日本领事向中国道歉。

　　（二）改良工人待遇；不得雇用武装巡捕流氓入厂殴打工人及滥罚工资与蔑视工人人格（如打脚模手印等事）等。

　　（三）增加工资十分之二。

　　（四）释放各厂被捕工人，恢复被开除工友工作，以后不得任意开除工人。

　　（五）赔偿关厂期内工人之损失——三、四、九厂关厂期内工人之损失及此次罢工期内之工资，须一律照发。”

　　这五个最低度的条件若能完全达到，便算是罢工的最高度胜利了。但这并不是很简易的事。上海各界人民的态度如何——最重要的是行动如何，才是罢工胜利或失败的关键。假使罢工失败呢，工人的损失固然无从取偿，然而民族的损失更是不可挽回的。工人群众在此次运动中，不能负成败之责。工人目前的利益，亦并没有外于民族的利益。怎样才算是不只在纸上空言，怎样才算是有效的行动，在工人群众里的惟一的答复，便是罢工。各界民众若不在纸上发空言，报上发宣言，如何才能作出一些有效的行动呢？对陈案讲法律是惟一的有效行动么？日本法律的某百某十某条，即使能与中国法律某百某十某条相同；上海日本总领事与长崎日本司法官，即使和丁文江、许沅与吴凯声大律师等的法律意见完全相同；然而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利害冲突的界限：这便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利益根本冲突的问题。这一问题若不解决，一万条法律也是没有用处。因此，所谓注意进行“法律解决”，并没有用处，并不是有效的行动。什么才是各界民众一致有力的有效行动呢？自罢工后，工人群众已经提出——姑无论那是历来的老调，但只要实行，便会是最低度的有效行动，那就是：对日经济绝交；或者缩小一点说：抵制（切实实行的）日货。如果抵制日货实行了，就等于援助了陈案，且援助了工人的罢工。这样，比发宣言固然有效得多，比讲几百几十几条法律更有效得多了。

　　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与在上海的日本资本家，当然是声息相通，态度相同的。他们的声息相通的先着，就在于借军警的势力先来压迫罢工；他们的态度相同，就在于等候中国人民冷淡以后，将陈案含糊了结。所以我们要求中国人的声息也要相通，态度也要相同！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以后，已将纱市的跌价扼住，日本资本家已渐起恐慌（详情可参看上海各报近日经济消息，兹不具论）；这是工人罢工行动有效的一个小证明。从反面言之，这种现象是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但工人这一次罢工的目的，并不为了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只是直接的表示民族势力之反抗。所以更有效力的行动，乃是各界人民实行经济绝交或抵制日货。上海总商会现在并不在亲日派之手，肯不肯议决一个抵制日货的议案呢？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是比较肯反抗帝国主义的，现在能不能继续“五卅”精神，与工人、学生合作，彻底反日呢？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战线里，上海的中小商人（各马路商总联是其代表）本是工人的朋友，然而这一次罢工事件发生后，商联会是中间调停人。当罢工开始时，工人派代表团至商联会报告，缕述日厂待遇工人之苛虐。十余代表，引证举例，指出事实，说明时，声泪俱下；说明后，一律膝跪，哀求援助！这是在中国社会里一幅很好的“全民合作”图。这是“下等社会工人”请求高等人的一幅活图画。然而这是无关重要的；所关乎重要的，乃是上海商人如何援助工人与如何进行陈案。这并不是我们故意假设的问题（请商联会的人不要心怀成见，以为这是“过激派”或“赤党”的言论，其实“过激派”与“赤党”目前所说所行的，无一不是民族的共同利害问题），而亦是帝国主义者所注意的问题，因为帝国主义者正要再试验一次中国民族的势力。在我们，对于陈案，对于日厂罢工，所有的结论是很简单的：凡是不注意陈案，失同情于对日罢工者，必是叛违民族利益的分子。大家看看：章太炎是反赤的“有力者”，每星期有三五次电报发出，但对于陈案曾说过半句话没有？国家主义派是反赤的宣传部，但对于陈案曾按照主张国家主义的诸大理由，有半点主张没有？民族解放的问题，原不在乎“过激”不“过激”，而在乎是谁肯谋民族的解放。上海的民众是已有一次五卅运动之经验的，但这一次的陈案与反日罢工，要再试验一次上海民众的能力。

　　假使上海民众的能力竟然不能复兴，那便如我前面所说的日本人声息相通的先着，立刻就要实现了。自日厂罢工后，中外官厅已开始向工人群众压迫。罢工工人近来苦于缺少援助，对各处报告时，只有出于哀诉。然而哀诉到警察厅时，警厅人貌若虎狼，撕破工人代表所递呈文，呵叱怒骂，即欲将工人代表拘捕，拒绝请愿不理，斥代表“滚蛋”，骂代表为“动辄敢于反对外人，显系捣乱分子”！各厂工会，时被巡捕、警察、侦探之蹂躏。罢工工人被捕者，每日有数起。侦骑四出，工人的家庭一夕数惊。这样的现象，是民族解放运动中人民所受军阀之待遇！这样的现象，比起英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印度人，日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朝鲜人，有何分别？罢工工人在潭子口地方开会，警察时来干涉；各马路商联会与对日市民会在宁波会馆因陈案开会，亦受租界捕房之干涉。中国人到底是亡国奴呢？还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呢？

　　而且还有反动派要兴波助浪！孙传芳在上海的机关报纸——新申报，便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当工人初罢工时，新申报即大胆造谣，谓罢工乃“某派”的阴谋，与时局有关；其用意在暗示中外官厅，速施压迫。最主要的造谣措词，在于诬蔑这次罢工，有意破坏“孙联帅”的实际欲夺取江西为自己的纯势力，而名为“援赣”与抵抗北伐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件可笑的事，反动派的军阀走狗亦太可耻了！我们愿意正告那一班反动走狗：这样的造谣与诬蔑是毫无用处的！上海三月来为什么有许多罢工，其详情我们已屡次说明。这一次反日罢工的原因和理由，本文亦已详述。这样人人皆知的罢工事件，何必有关于军事？我们愿意更进一步，严重指教这般造谣者，须知工人阶级的地位和责任，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明白。不用说无产阶级罢工有关军事的行动，现在还说不上；就是为目前北伐问题的罢工，亦说不上；因为并没有这一种必要。工人罢工与政权有关的正式时机，乃在工人阶级自己夺取政权时；到那时候，才有工人阶级自己组织武装或暴动之必要。现在工人的行动，虽时时是经济性兼政治性的，但在军阀淫威势力底下，工人阶级亦无直接夺取政权之不合时机的思想。这一类谣言，在效果上不过是使工人更受压迫；但这种政治压迫在工人以为无须避免，只是促成工人的更多政治觉悟罢了！

　　反日的罢工已经实现，陈案尚拖延未决。果然，孙传芳要“保境安民”，而动员出兵，预备送死一大批江浙的人民了。丁文江在上海急急为孙传芳筹军饷、造子弹；严春阳急急在上海宣布戒严。但是工人并不畏惧这些事，一般民众也不畏惧这些事。因为这正是革命的工作之时机！

　　八月二十六日晨五时

　　（原载《向导》周报第169期，署名：施英）

　　(1)原题为《上海日厂工人反日罢工》，现题目为原题的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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