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状与新的战斗之预备|赵世炎

政治现状与新的战斗之预备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自从天津战事结束与倒戈反奉的郭松龄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之后，全国的政治局面起了一番剧烈的，同时自然也是很混乱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从“五卅”运动与反奉战争以来，因民众革命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政治段落，另一方面又开始一个新的时期，革命的民众要立刻预备紧接着的下一次的战斗。

　　军阀政治的总危机

　　军阀及官僚政治的总危机是已经来到了。此时全国的政治局面，完全依民众势力发展之结果而变化。许多人或者都浅易的说：现在中国已陷于无政府状况。但是这个“无政府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是军阀与官僚自身所演成，没有民众的革命势力么？我们岂敢相信：帝国主义者不竭力企图重建军阀的政治么？在帝国主义者所恐怖的，却并不是这种“无政府状况”，而是恐怖军阀政治现在的混乱现象，乃由于民众势力之发展。但是无论如何，目前奉、直与国民军——三派武力之各自内部，与其相互的对外关系，所表现出的各种破绽、混乱与不一致，完完全全证明军阀政治的总危机，无可逃避，无可遁迹。

　　张作霖虽能借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邀请日本的兵队，在中国内地作战，把他的敌人郭松龄打败了，但是奉系军阀内部之危机仍在。郭松龄虽死，而与郭松龄之反戈有同样性质的势力的可能性，仍然埋伏在奉系内部，丝毫不曾减轻。张作相、吴俊升、阚朝玺等几个余留的势力，有服从张作霖的必然性，亦有乘时反张的必然性。这些必然性要由东三省内部的及全国的政治变化之推进，而后表现或变动。这是奉系军阀势力之内幕。直系军阀的内部从早就破裂了，而现在新的危机亦时时显露。吴佩孚失去其原来作用的原因，便是直系内部变化的结果。吴与孙传芳及肖耀南之冲突，绝对没有避免的可能，所以演成直系内部的长期分裂性，而吴佩孚的活动与作用全失。每一个从吴佩孚所发出之政治提议，甚至得不到直系自己一致的拥护。而在最近以及将来，更进一步的，以至最后的，直系武力的政治生命，却大半要依直系军阀，在其势力区域内，压迫民众运动的结果，反映出来，至于灭亡。

　　被冯玉祥通电取消名义，而事实上仍存在的“国民军”，是目前中国三角形武力之一，现当政治问题的责任加重于国民军之时，因为国民军原来的政治性之模糊，不能担负这个政治局面，所以也表现许多内部的破绽了。冯玉祥之“下野”，算是完全证明这位“国民军领袖”——中国军阀政局末运中武力领袖之一，不能有政治上的积极作用，是其一。在山东对张宗昌李景林的战事，国民军虽然表面合作，但亦缺乏一致的积极作用，致使奉系军阀的反动势力，还暂时存留在关内重要的区域，是其二。对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处理，在人民方面绝找不出什么是国民军的一致主张，是其三。人民以国民军易受民众运动的影响，不受任何帝国主义之勾结与指挥，所以屡次表示对于国民军的希望；但是在军阀政治的总危机里，国民军亦不能逃避这种同样的现象，从此愈足证明一切旧有武力的破产。

　　段政府的死灭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应当从早死灭。但在最近的时期内，段政府之所以存在北京的原故，并不是段政府自身的势力，亦不是别种实力真能为之保障，而是由于：（一）民众的势力虽发展而尚未能走到权力的地位；（二）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安福党徒维持段政府；（三）在军阀官僚政客一方面，拿不出共同的政治方案来，可以立刻替代段政府；于是段政府就在这种政治的与社会的条件下喘息了许久。自从去年十一月底北京的民众迫段祺瑞“下野”，接着全国各大地方都举行大示威运动，一致高呼赶走段祺瑞。国民军实力派受民众呼声的压迫，虽欲维持段政府，以便利自己所幻想的含糊的政治步骤，亦不可能。全国各派军阀，对于段政府之或存或留，因为自身危机之各种问题的反应，不仅不能有一致的意见，亦且拿不出具体的主张来。同时一个段祺瑞，去年各派军阀拥护或利用段氏的情形，在今年便不同了。这种不同的情形，是一个进步；但这种进步又绝不是军阀自身的，而是民众势力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所以事实上段政府死灭于革命民众之手。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维持张作霖的地位，同时亦在北京维持段祺瑞的地位；在北京执行日本意旨者便是那般安福系的党徒——汤猗、屈映光、陈宦、龚心湛、朱深、章士钊等。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能够蹂躏民众势力非常弱小的东三省，而不能操纵在山海关以内自北而南广大的民众运动所影响的政治局面。汤猗、章士钊等在吉兆胡同段宅内，秘密的鬼混经营，其结果不过在民众面前，证明军阀政治总危机时，段政府死灭的命运也随着，而且判定此后段政府或相同的政府之难以再见。所以像另一种恢复法统之说，在民众面前，不过是一个笑话罢了；在军阀末运时，难道法统就可作续命汤么？

　　法统与国民革命

　　统治阶级的军阀与政客，当他们在政治末运时，常想出一些奇异的策略，又常用甘言巧语把那些策略发表到民众面前来。当段政府开始倒塌时，实力派急呼维持段政府，而结果在民众方面，从去年十一月底起，直到最近，由北京而上海而开封而汉口而广州，在各省各地齐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一致提出立刻推倒段政府的口号。又当许世英在北京奔走经营组织内阁，从补阁组阁直到摄阁之时，全国的民众却一致高呼的是组织国民政府。又当段祺瑞恋栈不去之时，恢复法统的旧调，从军阀政客嘴里重吐出来，但是民众知道这个骗局；在军阀官僚辈愿意重新叫出黎元洪或曹锟，复活旧国会与日猪仔，而在革命前线上的民众都哈哈大笑，正要迎头痛击这般鬼与怪。

　　政权终于是人民的；这般鬼怪的这些提议，全是幻想！

　　现在是国民革命的时代。国民革命无需乎法统，因为“法”是由国民产生，只有继续辛亥革命才是国民惟一的法统。现在的法统论调，不过是军阀官僚欲攫取政权欺骗民众的术语。即使是“临时约法”，现在也谈不到，非国民革命成功无从提到约法问题，因为约法所赋予人民的一切自由，早已被军阀官僚蹂躏无余了。

　　集中的政治主张与革命力量

　　现在全国民众的责任，便是要拥护一个集中的革命的政治主张。统治阶级所恐怖的就是国民革命；官僚与政客的本身便是反革命的势力。他们在现政局里，还处处压迫人民的自由。他们想借压迫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示威等自由的力量，阻止革命势力的发展，同时就可以得到他们自身政治生命的支持，重建统治压迫民众的局面，恢复帝国主义侵略与奴隶中国之旧观。但自“五卅”运动与反奉战争后，国民革命的潮流达于高度，这种企图的可能性已逐渐消灭了。从各城市到各乡村，革命民众的势力现在满布于全国。在目前所需要的，便是全国集中的革命力量与其继续发展。用集中的革命力量，来拥护集中的革命政治主张，这便是国民革命群众，外对帝国主义内对军阀余孽的总战术。

　　北京的政局现在形式上是残破的旧政治之表现，而实质里便包藏受民众势力压迫的影响；这是实际的政治的与社会的变化之结果，为北京政府各机关支持场面的几个阁员，不仅不能逃避这种影响，而且必须依照这种影响继续变化，直到国民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建立。以驱逐段祺瑞为职志的几个政府阁员，若不能依照民众在目前所提出的各种政治要求，便是表示其政治立场，仍然是依附于军阀或与军阀妥协的。但是这个依附与妥协局面的成立，又将增加民众更团结与更奋斗的力量了。

　　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主张

　　共产主义者时时预先说明其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时时得到全国民众运动的拥护；每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在最短时期中便于全国各处听见。工农阶级是革命群众的最大多数，在过去的一切政治战斗里，拥护了自己的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无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官僚及反革命派怎样的造谣与毁谤，但是工农阶级了解自己的党，大多数的革命群众也完全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反革命派以“实行共产”的口号恫吓帝国主义者与资产阶级；但是无论哪一阶级的人，在过去所闻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与政见，每次能发现的，全是列宁主义的原理，与在目前中国国民革命的切实战略。任凭各种反革命派怎样狡猾的宣传，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愈得群众的拥护，而国民革命的潮流也愈加高涨了。

　　中国共产主义者此时的政治主张，要号召全国工农群众与一切被压迫民众，从事目前的各项紧急政治工作。在反奉战争中与段政府苟延残喘的内幕里，日本帝国主义的狂暴行为与各种阴谋，应当继续不断地用各种方法加以攻击。日本帝国主义于杀害郭松龄后，更欲进一步变反奉战争为反国民军及国民党的战线。当北京几个“国民党阁员”欲逼段祺瑞“下野”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安福党徒捣乱，并且欲变“段祺瑞下野”为“许世英下野”。日本帝国主义的盗贼政策与偷盗行为，单是国民军幕府里几个人与国民党几个阁员是不能应付的；能应付，能答复日本人盗贼行为的，只有民众的革命运动。

　　民众在目前政治上的要求，就是：人民的一切自由之取得（废除治安警察法等）；劳动法与农民法的颁布；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的召集，关税会议的停止与宣布关税自主；——民众的势力要从这些要求一直到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之建立。

　　新的战斗之预备

　　军阀政局既表现其总危机，帝国主义之新的企图又日益显露，这便是民众运动一个新的战斗局面之开始了。我们要立刻加紧预备这个新的战斗。

　　民众革命的战斗本来继续不竭。但是每一个政治情形的变化——在此时即军阀政治之崩坏，便有一个新的局面，一片新的战场，革命民众在许多旧的与新的口号之下奋斗，才能使革命的目标日益接近，而民众自身的势力亦愈以发展。帝国主义与军阀最恐怖的是民众的势力，所以他们用尽办法来破坏；到破坏的阴谋败露时，他们更明目张胆的与民众宣战。日本帝国主义，奉系军阀与段政府，这个“三位一体”的民众之敌，从五卅运动及反奉战争以来，便是如此表现。但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及反动政府与民众宣战，正是民众又一次的战斗的时机来到了，亦是革命的工作更推进一步了。全国的民众此时毫无疑义的要继续革命的工作。从组织上的意义说起来民众的革命工作要更扩大、更集中，使革命的观念与行动愈民众化、普遍化。这便是最重要的预备工作。惟有最严密的民众的组织，与最切实的政治要求，才能使革命工作日有成效。“五卅”运动是中国被压迫民众最近时期内的第一次大战斗；反奉战争的号召是第二次；推倒段政府的运动是第三次。在目前新的战斗里，应当要把这三次未完成的工作一齐完成，——必须这些工作目的达到以后，才算展开了国民革命之幕。

　　（原载《政治生活》第64期，署名：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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