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灭奉系军阀之目的|赵世炎

歼灭奉系军阀之目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这一次反奉的政治工作，完全由革命的民众自己作成。在国内，除民众自己的势力外，没有革命的势力；广东的革命军队是依据民众的意志而组织；北方及中原的国民军是因民众势力而得有影响；长江流域的军阀因民众集中对于奉系的怨恨，而得反奉胜利的便利。在国内，除民众自己的呼声外，亦没有所谓的“舆论”；当奉系军阀暴戾恣睢之时，除最少数外，社会的报纸没有共同的认识，只当奉系垂败之际，各种报纸以时间以地域而改变其态度；张作霖、张宗昌及李景林平日之暴政残民，是不见有翔实之记载的，而当张作霖既败之后，像自称为社会的报纸之《北京晨报》，才公然敢大书“中国第一恶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之所以为恶军阀，在“执笔为舆论者”有共同的认识么？连带的问题便是：打倒奉系军阀之目的何在？革命的民众现在只有从行动上来表示与解答这个问题。而且因为组织尚不集中之故，不符集中的意见无从表露，还让普通的政治议论隐晦了革命群众自己的政治目标。现在，除民众团体自己的传单与报纸外，我们不曾见“执笔为舆论者”自动写出的：推倒段政府，建立国民革命政府，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

　　反奉战争的工作将抵于成，但反奉战争之目的，反加隐晦起来；因此而至于在同时帝国主义者之宣传与恫吓得有所乘。尤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善于应变，在此时，他们努力应付转变革命民众反对奉系军阀之目的。

　　革命民众欲歼灭奉系军阀之目的有二：（一）歼灭奉系军阀之本身，促成军阀之末运，以至于完全消灭军阀政治；（二）同时即为驱逐奉系军阀所赖以生存的日本帝国主义于东三省之外。日本帝国主义正是五卅惨案之肇祸者。在满洲经济势力之深入与利权厚大，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扶掖张作霖为恶原因之所在。但是目下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惶恐于满洲经济利益之丧失了。他们开始说并不拘执成见，无论是张作霖也好，郭松龄也好，纯以“帝国在满洲之利益”为依归。他们一面与张作霖杨宇霆王永江订立更甚于二十一条的条约；一面公开的发布对于东三省事件的八项处置大纲；一面又派舰队由旅顺出动，出兵至满洲者已有万人，易中国军服，称为东三省的宪兵；又一面由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的机关报纸顺天时报宣传说：“日人中因与张氏之交谊及其他诸种之关系，固亦有奔走划策欲维持其地位者，然因此即谓日本国民援张云云，亦为谬误……”——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自己公然承认的。

　　中国国民并不曾说“日本国民援张”，并深知这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政策，为日本国民所反对，且为日本亦须革命之根源。但中国国民不能忽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策略，更不能放弃只歼灭奉系军阀，而忘却此军阀所赖以扶掖长成的日本帝国主义。顺天时报又说：“惟所希望者，不过日本年来根据公理而获得之既得现存之权利及地位，不可因此次郭张争斗之余波而殃及池鱼也”！这正是发抖的话！又说：“且此不仅仅存诸希望，亦正在严正注意之中也”！这样的话虽是恐吓，却亦是自白的谵语。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不幸的，正因为这种事件亦在中国革命的民众所严正注意之中。

　　在目前的紧急政治工作里，革命的民众认识奉系军阀尚未完全歼灭，故必集中一切力量以完成此种工作。依赖奉系军阀为工具之日本帝国主义，不出于强硬态度的阴谋扶助奉系，即将奸滑的转向别方而冀得达到所谓“维持满洲利权”之目的。但是反奉战争并不只于是反军阀的战争，同时亦是反帝国主义的战争；反奉战争以后的问题，全部的是国民革命的进一步的问题。召集真正国民会议之呼声，不是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呼声同时么？日本帝国主义者亦尝盗窃革命的标语，谓中国军阀不过自掘墓穴以葬其身，但当帝国主义者说这种话的时候，我们又可怜他们尚不进一步了解：当军阀灭亡时，帝国主义者也是殉葬人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60期，署名：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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