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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七”怒潮的经过


  (五月十三日北京通信)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今年北京的“五七”怒潮与六年前的“五四”怒潮一样,同是反帝国主义的觉醒,与攻击卖国的安福系之群众运动。章士钊托庇于安福系权力之下,极力摧残人民之自由,以致撄犯众怒,真正是“内伤燕廷知隗之明,外增七国诛错之号,钊有百身,亦何能赎!”(见章士钊原辞职呈文)。

  这次“五七”事件,表示在极反动的政局下群众为争自由而奋斗,颇值得记述。普通报纸的记载,多离去群众的利益,尤不了解群众运动之目标。并且有许多事实,都让段政府与其鹰犬警察厅几个通电遁辞隐节,把真相湮没了。

  五七纪念的北京集会,本是由北京的“国民追悼孙中山大会”召集的。当初的意义,一为追悼中山(因北京追悼会从未正式举行),一为纪念五七。段政府明知北京市民于是日将有反帝国主义之表示,有伤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感情,所以预作防范,于是日在集会所定地点天安门前令警察会操,并安置水龙,以备射击群众。章士钊于前一日用教育部令,禁止学生开会纪念与游行。七日晨,群众集于天安门者五六千人,皆被冲散;旋因干部机关早有预备,临时派自行车队传布口号,移地至景山前,意欲与国民军合开纪念会。但群众或被警队截断,或因路线不熟,至景山者不及千人。甫开会而国民军守卫者开北上门,迎众入内,于是集合市民兵士开会,演说历二小时,通过对内对外之决议案。当群众在天安门被冲散时,一时怒恨集中于章士钊,故开会演说,即有提议赴章宅质问者,顷刻之间,全体响应,竟成决议。群众于会毕严整队伍,齐赴章宅,至则因章不在,遂与章宅家人及警察冲突,互相格斗。是时因有人先将电话折去,警察征调不及,众怒之下,遂将章宅什物捣毁;但因门警紧闭大门,而群众前后凡三次扑入,援救失陷于内者,历半小时后,大队武装大刀与马队警察蜂至,群众犹抵抗格斗,以至重伤者数人,并捕去十余人。前后暴动的景象,实是六年前“五四”打曹章陆同样的一幕。所不同者惟章不在宅而群众亦未放火耳。反动的压力愈大,反抗的回应也大,半年来段政府超过直系当国反动成绩之总合,有此一次回声,本是必然的事。

  在一般的看来,只以为是学潮又从新激荡了。北京近百万的市民,还未认识这是公共的争人民自由的问题,所以五七怒潮以后的发展,也只是学生群众运动的发展。两日以后,学生又举行大示威运动,集者万余人,但以领导运动者之错误,竟将示威运动变为向段祺瑞的请愿。请愿本是不会有结果的,而当日竟将口号缩小为罢免章士钊与朱深,及释放被捕者数种;同时,在教会学校的队伍中,英美的教徒教授随学生游行,仿佛表示对于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情,都是可注意的现象。但在当日群众运动的结束,卒因段政府的巧妙政策,反激出示威运动的好结果了。

  当“九五”群众聚集于段宅时,段宅的警卫有两重防线:一是他的警察与卫队;一是段祺瑞预备下的便衣打手,袖藏短棍,目的在不用刀枪而于冲突时可以木棍向群众痛击,取得胜利。但当警备司令部兵队(国民军之一部,为鹿钟麟所领)到时,段氏的警卫都退后了,有意使国民军与群众冲突,而警卫乐观其成。此时群众亦情势汹汹,欲拥入段宅,冲突将不可免;国民军某军官突向兵士演说:“今天学生来此为纪念国耻,为争自由;他们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只有他们打我们,我们今天万不可打他们!”学生群众一闻此语,全体感动,有流涕者,大呼“国民军万岁!”国民军闻之,亦十分感动,相与对泣!翌时而群众觉悟,撤退请愿,整严队伍,游行示威,扩大口号,沿途高呼:

  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人民自由万岁!国民军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段祺瑞反动的权威,亦知民众势力的不可侮,在两日后将被捕者释放了。章士钊在民众怒潮中,也递了一张卑污苟贱,丑态毕露的辞职呈文。在这次事件中,尤有两种现象可以注意:(一)段祺瑞故意要使国民军与民众冲突,而国民军颇具爱国知识,处置得当,颇合于中山先生“武力与民众结合”之口号;(二)据传闻张作霖以学潮高涨为词,请兵入京“拱卫”,显见奉天军阀对于政局及民众运动之压迫与野心。处在高压下的北方民众是应当提防的!

  (原载《向导》周报第116期,署名:罗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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