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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与武力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谁也没胆量敢于说:革命不需要武力。

  是真实的革命战略家,都必然主张:革命需要暴动,需要武装的暴动。革命的本质在物的方面是生产力的变动,新生产关系与旧生产关系之冲突;在人的方面是新阶级与旧阶级之冲突。生产关系之突变与阶级间之争斗,免不掉有一番激烈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革命。为革命的效力及成功起见,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主张暴动,武装的暴动,而且这个暴动的本身是一种艺术。

  武装的暴动自然算得一种武力。然而这个武力并不是另外一件东西,并不是在革命群众之外的一件东西;这个武力的本身,就是革命的群众。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民族革命(即国民革命)是准对着宗主国的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及本国统治阶级之压迫而施行的民众暴动。这个暴动自然要武装,成为武力。惟武力的本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觉悟的民众组织而成。

  因为阶级争斗中的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之反抗,绝不能散漫的,无组织的,就可以得胜利;胜利之所以由战斗产生出来,正因为这个战斗是出自革命群众之本身。因此,在同一理由上我们可以明了:武力并不是另外一件东西;武力的本身就是革命群众行动之一。

  使武力站在民众以外,这是许多流产的革命在历史上曾经昭示我们的经验。中国的国民党历来也有这种错误。孙中山先生年来所屡次痛斥的“革命军兴而革命党消”之说,便是指责当初一般只知有武力不知有群众的错误倾向。在国民党改组之前与以后,中山先生自己以及国民党中的左派所痛戒的纯粹军事行动政策,便是鉴于武力与民众之分歧而力求矫正。“军队战胜为不可靠;必须党人战胜乃为可靠”;“今后首当将企望以军队谋革命成功之观念打倒”——这都是中山先生告诫党员之名言。所谓党员战胜的意义就是:党是群众的党;党在社会各阶层群众中有势力;党员是群众奋斗的先驱;党员领导群众;党获得群众。

  依这样方法而形成的党,才是真正的战斗的党;从这样的党所组织之群众的武力,才是胜利的武力。

  我们甚表同情于中山先生这次离粤北上的宣言;我们尤其表同情的是中山先生所号召之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同时,我们也很细心的读宣言中之一段:

  “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

  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

  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

  从这一段里,国民党目前对于武力之态度是很明显了。然而我们盼望读者不应误会,把原意误加解释。我们以为愿意听说的武力,最初本于两种事实之分析:(一)纯粹的武力在目前已表现崩溃,便是帝国主义所结合的武力亦因帝国主义者间与军阀间之各自的冲突,已表现不能支持;(二)革命群众自身的武力尚未产生,过去的革命武力都是雇用或借用的,不特不能图谋革命,捍卫革命,且时至于倒戈而成反革命。这两种事实使中山先生受了好几次的教训,使国民党受了好几次打击,耽误了民众中的工作至于数年。到现在,国民革命固然有一个新时代;但这种新时代的产生乃基于客观环境条件之事实。

  根据这种事实而划分一个新时代是可以的;根据这种事实而反走旧路,则是不可以的。因此而上面所引的宣言中之一段,正确的解释应该是这样:

  在本意的主要点,武力与国民之结合是方法不是目的;这种方法的可能性要看客观事实条件所给与之机会,而国民革命之真实武力仍然是革命群众经过教育受过训练后之本身武力。革命需要这样的武力,所以与帝国主义结合之武力当首先扑灭。在现状下,依照帝国主义者间与军阀间各自因冲突而崩溃之过程,扑灭这种武力并不是不可能。目前主要的与中心的问题是:怎样使武力出自觉悟的群众,不使武力成为临时利益之结合,或为雇用,或为利用。

  革命军的产生是产生于急起战斗的革命群众之中,而组织于敌人枪炮火光之下。胜利是在每一个革命军掌握之中,只看这个革命军是不是觉悟的组织。忠实的革命者,绝不当忽略这个问题。

  (原载《政治生活》第25期,署名: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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