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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

离开刘雨生，李月辉到了下村。关于谢庆元的品评，近来塞满了他两耳朵，千闻不如一见，李月辉总想亲自找他当面谈一谈，同时想再听听各方面意见，如果群众和干部一致认为他不行，打算提议改造社干会，虽说是社才成立，又要变动，显得不恰当，也没有法子。谢庆元选做副社长，李月辉是出了力的。按他原意，不过是爱惜这位从土改起，就在一道工作的同志，总是不想丢开他，给他一个比较负责的岗位，使他在工作上不断地跟进，但要是他不争气，在群众中反映全都不大妙，那就只得另打主意了。走到一个野草青青的山坡肚子里，望见一群年轻的男女三三五五坐在草地上歇气，他走拢去，好几个青年男女笑着围上来。 　　“支书来了，请坐呀，”陈孟春说，“这里不要拖板凳，一片绿茵茵地毯，听你坐哪里。” 　　李月辉挨孟春坐下，问道： 　　“这片土里打算做什么？” 　　“社长说是种红薯。”李永和回答，一面递过他的短烟袋。 　　“挖了好多了？” 　　“怕莫有十来多亩。”李永和回答。 　　“这桃花太阳，暖洋洋的，又不太热，正好做功夫。”李支书说，“你们的副社长呢，不是也在这里吗？”李支书没有看见谢庆元，这样询问。 　　“他呀，是生成吃调摆饭的。”说这话的，是陈孟春。 　　“来点一下卯，又走了，说是有个会。”李永和详细回复李支书。 　　李月辉明知没有什么会，显然是谢庆元借口到哪里偷懒去了，但没有说穿，怕于老谢更不利。大家起身挖土了，支书也找把耙头，扎脚勒手跟大家同挖。谈话起先偏重于旱土作物，过了一会，才又扯到老谢的身上： 　　“依你们意见，两位社长到底是哪个强些？”在对干部的考察上，李月辉十分客观。 　　“那还要问？摆明摆白。”陈孟春不假思索地回说。 　　“讲犁耙技术，老谢略为强一色，论为人，论思想，那就不能够比了。”李永和说得比较地周全。 　　“他呀，哼！”这一声“哼”里大有文章，李月辉抬头看看这个人。只见他的头上挽条青袱子，靠近中年了。就是他，办初级社时，背张犁来申请入社的。也姓李，论班辈是李月辉远房的侄儿。 　　“他怎么样？”李月辉忙问。 　　“不好说得。”青袱子回答。 　　“只管说嘛。”李月辉鼓励他道。 　　“有么子提手？平夙日子，只要轻轻摸摸讲一句，一丝风一样，一飙，就到了他耳朵里去了。” 　　“只要你提得实际，怕他听见？” 　　“怕倒是不怕，提了意见，又不打屁股。”青袱子停了耙头，吐口唾沫在手心，重新抓住耙头的木柄，开始挥动，“只是平白无故的，何必多得罪人呢？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 　　“只要是存心为社，不算是平白无故，我晓得你是爱社如家的，有意见要提，不要沤在肚子里，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这个副社长，事情不做，架子倒大。”受到支书的鼓励，青袱子依照心里所想的说了，“总怪我们近路不走走远路，有事不找他，偏要找社长。要找他吧，一天到黑，见不到他的影子，一双野猫子脚板，不晓得蹽到哪里去了。” 　　“吃瘟猪子肉去了。”陈孟春冲口而出。 　　“找不到他，拿了野猪，没得庙祭，叫我们怎么办呢？” 　　“他那一把嘴巴子，会吃又会吹。”陈孟春说，“总是挑别人的功夫，说做得不好，为的是自己逞能。其实，依我看来，他的功夫，未见得比佑亭伯好。” 　　“也赶不上你们老驾。”青袱子说。 　　“还有一宗，钱米落不得他手。一到他手，就是么子人所言：肉骨头打狗。”陈孟春说。 　　“他欠你钱吗？”李支书问。 　　“我有屁钱借给他，我是措忧社里的东西。” 　　“他倒欠了我几块，有好久了。这钱我也不指望要了。胜得于他有个三长四短，我给他烧了几块钱的纸。”青袱子说。 　　“他还欠了哪些人的钱？”李支书问。 　　“多啦，这里就有好几个。原先互助组的账，至今没清。”李永和没有提他自己，“他常常盼望共产主义社会早一些到来。他说，反正要共产，多背点账没得关系。” 　　“他心上的共产主义是这样的呀。照他意思，‘各取所需’，应该放在‘各尽所能’前面了。”李月辉说。 　　“依得他呀，”陈孟春插嘴，“只要‘各取所需’就行了。至于‘各尽所能’，顶好是把他除外，让他来一个有进无出。” 　　大家笑了。 　　“老谢还有一宗要不得，爱发牢骚。”李永和又说。 　　“他讲些什么？”李月辉问。 　　“他说：‘这号框壳子社搞得不好会没得饭吃的。’”李永和回答。 　　“还说些什么？” 　　“还说：‘领导上不懂得田里功夫。’他指的是刘社长。” 　　“他堂客也是一个厉害码子，喂一只猪，宰了自己吃，欠人的账一个不还。”陈孟春说。 　　“两公婆吃得又多。尽他的量，他一餐要三升米，俨像薛仁贵转世。”李永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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