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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他不像其他本地朋友是头上包着一块白布的,而换了一条格子布的头圈。在黄蜡型的面孔上,蓄了一丛山羊胡子,让他穿起印度装束来,一定像是一位友邦驻中国代表。李先生为了拉拢交情,老远地向他点着头叫了一声“彭老板”,他点着头道:“李先生早!昨天这山旮旯里遭了。”

  李南泉道:“可不是。这屋子没有了顶,我正想找你帮忙哩!”

  彭老板走到面前站住,像那位李瓦匠一样站定了,遥遥向那幢破茅屋张望了一下,点点头道:“恼火得很!”

  吴春圃道:“昨晚上让大雨冲洗着屋子,我们一宿全没有睡。你来和我们补补罢。”

  彭盖匠摇摇头道:“拿啥子盖嘛?没得草。”

  吴春圃指着山上道:“这满山都是草,没有盖屋顶的?”

  彭盖匠道:“我怕不晓得?昨日落了那场大雨,草梢上都是湿的,朗个去割?就是去割,割下来的草,总要晒个十天半个月,割了草立刻就可以盖房子,没得朗个撇脱!”

  李南泉听说,心里一想,这家伙一棍子打个不粘,不能和他作什么理论的,便笑道:“这些困难,我们都知道,不过彭老板作此项手艺多年,没有办法之中,你也会想到办法的,我这里先送你二十元作为买山草的定钱,以后,该给多少工料,我们就给多少工料,请你算一会儿,我回家拿钱去。”

  彭老板道:“大家都是邻居嘛,钱倒是不忙。”

  他说是这样说了,可是并不走开,依然站在路头上等着。李先生一口气跑了回来,就塞了二十元钞票到他手上去。他懒洋洋地伸手将钞票接了过去,并不作声,只是略看了一眼。

  吴春圃道:“彭老板,可以答应我们的要求吗?”

  他伸手一摸山羊胡子,冷冷笑道:“啥子要求嘛?我作活路,还不是应当。”

  李南泉觉得他接了钱,已是另一个说法,便问道:“那末,彭老板哪天上工呢?”

  彭老板又一摸胡子道:“这几天不得空咯!”

  吴春圃将脸色正了道:“你这就不对了,我们若不是急了,怎么会在大路上把你拦着,又先付你钱?你还说这几天不得空,若是雨下来了……”

  彭盖匠不等他说完,就把手上捏的二十元钞票塞到李南泉面前,也沉着脸道:“钱还在这里,你拿回去。”

  李南泉将手推着,笑道:“何必何必!彭老板,我们前前后后,也作了三四年邻居,就算我不付定钱,约你帮一个忙,你也不好意思拒绝我。就是彭老板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话,只要我姓李的可以帮到忙,我无不尽力,我们住在这一条山沟里,总有互助的时候。彭老板,你说是不是?”

  他将那钞票又收回去了,手一摸山羊胡子,笑道:“这句话,我倒是听得进咯。我晓得你们屋顶垮了怕漏,你没有打听有几百幢草屋子都垮了吗?别个不是一样心焦?”

  李南泉又在身上摸出了一张五元钞票,交到他手上,笑道:“这个不算工,也不算料,我送你吃酒,无论如何,务必请你在今天找点草来,给我把那两个大天窗盖上。其他的小漏,你没有丁夫,就是再等一两天,也没有关系。”

  他又接了五元钱,在那山羊胡子的乱毛丛中,倒是张着嘴笑了一笑,因道:“我并不是说钱的话,工夫硬是不好抽咯。”说着,他就做了个沉吟的样子。

  那吴先生还是不失北方人那种直率的脾气。看到李先生一味将就,彭盖匠还是一味推诿,沉着了脸色,又待发作几句。可是,李先生生怕说好了的局面,又给吴先生推翻了。这就抱着拳头,向彭盖匠拱拱手道:“好了好了,我们一言为定,等你的好消息罢,下午请你来。”

  彭盖匠要理不理的样子,淡淡答道:“就是嘛!不要害怕,今天不会落雨咯。我们家不也是住草房子,怕啥子?”说着,他缓缓移了两条光腿子,慢慢向上街的山路走了去。吴春圃摇摇头道:“这年头儿,求人这样难,花钱都得不着人家一个好字。我要不是大小七八上十口子,谁受这肮脏气。咱回山东老家打游击去。”

  李南泉笑道:“这没有什么,为了盖房子找他,一年也不过两三回,凭着我们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这倒不足介意。”

  吴先生叹了口气,各自回家。这时,李家外面屋子里那些杂乱东西,有的送到屋外面太阳里去晒,有的堆到一只屋子角上,屋子中间,总算空出了地方。李先生也正有几篇文稿,须在这两天赶写成功,把临窗三屉小桌上那些零碎物件,归并到一处,将两三张旧报纸糊里糊涂包着,塞到竹子书架的下层去,桌面上腾出了放笔砚纸张的所在,坐到桌子边去,提起笔来就写稿。

  李太太将木梳子梳着蓬乱的头发,由外面走了进来,叽咕着道:“越来越不像话。连一个盖头的地方都没有。叫化子白天讨饭,到了晚上,还有个牛栏样的草棚子落脚呢,我们这过的是像露天公园的生活了。”

  李南泉放下笔来,望了太太道:“你觉得这茅屋漏雨,也是我应当负的责任吗?”说到这里他又连点了两下头道:“诚然,我也应当负些责任,为什么我不能找一所高楼大厦,让你住公馆,而要住这茅草屋子呢?”

  李太太走到小桌子边,把先生作文章的纸烟,取了一支衔在嘴里,捡起火柴盒子,擦了一支火柴将烟点着,“啪”的一声,将火柴盒扔在桌上,因道:“我老早就说了,许多朋友,都到香港去了,你为什么不去呢?若是在香港,纵然日子过得苦一点,总不用躲警报,也不用住这没有屋顶的草房。”

  李南泉道:“全中国人都去香港,且不问谁来抗战,香港这弹丸之地,怎么住得下?”

  李太太将手指夹出嘴唇里的烟卷,一摆手道:“废话,我嘴说的是住家过日子,谁谈抗战这个大问题!你不到香港去,你又作了多少抗战工作?哟!说得那样好听!”

  她说毕,一扭头走出去了。李先生这篇文稿,将夹江白纸,写了大半页,全文约莫是写出了三分之一。他有几个很好的意思,要用几个“然而”的句法。把文章写得跌宕生姿,被太太最后两句话一点破,心想,果然,不到香港去,在重庆住了多少年了,有什么表现,可以自夸是个抗战文人呢?三年没有作一件衣服,吃着平价米,其中有百分之十几的稗子和谷子,住了这没有屋顶的茅草屋,这就算是尽了抗战的文人责任吗?唉!百无一用是书生,他想到最后这个念头,口里那句话,也就随着喊叫了出来,对了未写完的半张白纸,也就是呆望着,笔放在纸上提不起来了。

  他呆坐了约莫一小时之久,那半张白纸,可没有法子填上黑字去。叹了一口气,将笔套起来,就走到走廊上去来回地踱着步子。吴春圃在屋子里叫起来道:“李兄,那个彭盖匠,已经来了,你拦着他,和他约定个日子罢,他若能来和你补屋顶,我就有希望了。”

  李南泉向山路上看时,果然是彭盖匠走回来了。他肩上扛着一只麻布袋,袋下面气鼓鼓、沉甸甸的,分明是里面盛着米回来了。他左手在胸前,揪着米袋的梢子,右手垂下来提着一串半肥半瘦的肉,约莫是二斤多,同在这只手上,还有一把瓦酒壶,也是绳子拴了壶头子,他合并提着的。他不像上街那样脚步提不起劲来,肩上虽然扛着那只米袋,还是挺起胸脯子来走路的。这不用说,他得下二十五元,已先在街上喝了一阵早酒,然后酒和肉全办下了,回来吃顿很好的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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