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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宗教(5)


  外教在中国

  天主教的上帝、圣母、耶稣,中国人很容易懂得他们的血统关系与统治权,而圣母更有一种辽远的艳异,比本地的神多点吸引力。但是由于她的黄头发,究竟有些隔膜,虽然有圣诞卡片试着为她穿上中国古装,黄头发上罩了披风,还是不行。并且在这三位之下还有许多小圣。各有各的难记的名字、历史背景、特点与事迹。用一群神来代替另一群,还是用虚无或是单独的一个神来代替,比较容易。所以天主教在中国。虽然组织精严,仍然敌不过基督教。

  基督教的神与信徒发生个人关系,而且是爱的关系。中国的神向来公事公办,谈不到爱。你前生犯的罪,今生茫然不知的,他也要你负责。天罚的执行有时候是刁恶的骗局。譬如像那七个女婿中的一个,梦见七个人被红绳拴在一起,疑心是凶兆,从此见了他的连襟就躲开。恶作剧的亲戚偏逼着你们在一间房里吃酒,把门锁了。屋于失火,七个女婿一齐烧死。原来这梦是神特地遣来引诱他的。

  现代中国电影与文学表现肯定的善的时候,这善永远带有基督教传教师的气氛,可见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

  模范中国人镇静地微笑着,勇敢地愉快着,穿着二年前的时装,称太太为师母,女的结绒线,孩子在钢琴上弹奏《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女作家们很快就抓到了礼拜堂晚钟与跪在床前做祷告的抒情的美。流行杂志上小说里常常有个女主角建立孤儿院来纪念她过去的爱人。这些故事该是有兴趣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般受过教育的妻与母亲的灵的飞翔。

  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惯于把赞美待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结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中之后,即使他们始终没受洗礼。年青的革命者仇视着固有的宗教,倒不反对基督教,因为跟着它来的是医院、化学实验室。

  《人海慈航》影片里有一夫一妻,丈夫在交易所里浪掷钱财精力,而妻子做医生为人群服务,空下来还陪着小孩喜孜孜在地窖里从事化学试验。《人海慈航》是唯一的一出中国电影,这样不断地贤德下去,贤德到二十分钟以上。普通电影里的善只是匆匆一瞥,当作黑暗面的对照。

  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食粮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近代的中国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余孽,父亲是专制魔王,母亲是好意的傻子,时髦的妻是玩物,乡气的妻是祭桌上的肉。一切基本关系经过这许多攻击,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地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格外的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

  所以也难怪现代的中国人描写善的时候如此感到困难。

  小说戏剧做到男亥主角出了迷津,走向光明去,即刻就完了——任是批评家怎样鞭笛责骂,也不得不完。

  因为生活本身不够好的,现在我们要在生活之外另有个生活的目标。去年《新闻报》上就有个前进的基督徒这样可怜地说了:就算是利用基督教为工具,问他们借一个目标来也好。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也有它不可忽视的弱点。基督教感谢上帝在七天之内(或是经过亿万年的进化程序)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中国人则说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没有多大关系——中国人仅仅上溯到第五代,五代之上的先人在祭祖的箍席上就没有他们的份。因为中国人对于亲疏的细致区别,虽然讲究宗谱,却不大关心到生活最初的泉源。第一爱父母,轮到父母的远代祖先的创造者,那爱当然是冲淡又冲淡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达尔文一定是对的,既然他有欧洲学术中心的拥护。假使一旦消息传来,他的理论被证实是错的,中国入立即毫无痛苦地放弃了它。他们从来没认真把猴子当祖宗,况且这一切都发生在时间的黎明之前。世界开始的时候,黄帝统治着与我们一般无二,只有比我们文明些的人民。中国人臆想中的历史是一段悠长平均的退化,而不是进化;所以他们评论圣贤,也以时代先后为标准,地位越古越高。

  对于生命的起源既不感兴趣,而世界末日又是不能想象的。欧洲黑暗时代,末日审判的画面在大众的幻想中是鲜明亲切的,也许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神经上受到打击,都以为世界末日将在纪元一〇〇〇年来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经过这样断然的摧折,因此中国人觉得历史走的是何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

  中国宗教衡人的标准向来是行为面不是信仰,因为社会上最高级的分子几乎全是不信教的,同时因为刑罚不甚重而赏额不甚动人,信徒多半采取消极态度,只求避免责罚。中国人积习相沿,对于责任总是一味地设法推卸;出于他们意料之外,基督教献给他们一只“赎罪的羔羊”,无代价地负担一切责任,你只要相信就行了。这样,惯于讨价还价的中国人反倒大大地动了疑。

  但是中国人信基督教最大的困难还是:它所描画的来生不是中国人所要的。较旧式的耶教天堂,在里面无休止歇弹着金的竖琴,歌颂上天之德,那个我们且不去说它。较前进的理想,把地球看作一个道德的操场,让我们在这里经过训练之后,到另一个渺茫的世界里去大献身手,对于自满的、保守性的中国人,一向视人生为宇宙的中心的,这也不能被接受。至于说人生是大我的潮流里一个暂时的泡沫,这样无个性的永生也没多大意思。基督教给我们很少的安慰,所以本土的传说,对抗着新旧耶教的高压传教,还是站得佐脚,虽然它没有反攻,没有大量资本的支持,没有宣传文学,优美和平的布景,连一本经书都没有——佛经极少人懂,等于不存在。

  不可捉摸的中国的心

  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虏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的谎话,也无妨,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督教的地狱里,举目元亲,那就要吃亏了。

  但是无论怎样摸棱两可。在宗教里有时候不能用外交辞令含糊过去,必须回答“是”或“否”。

  譬如有人失去了一切,惟有靠了内在的支持才能够振作起来,创造另一个前途。可是在中国,这样的事很少见。虽然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做了人上人再跌下来,就再也不会爬起来。因为这缘故,中国报纸上的副刊差不多每隔两天总要转载一次爱迪生①或是富兰克林②的教训:“失败为成功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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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爱迪生(ThomasAlvaEdison,1847一1931),美国发明家。在电器和通讯技术等方面有许多著名的发明。
  ②富兰克林 (Benjamin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科学家。避雷针的发明者。

  中国人认输的时候,也许自信心还是有的,他要做的事许是好的,可是不合时宜。天从来不帮着失败的一边。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与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相吻合,伟大,走着它自已无情的路,与基督教慈爱的上帝无关。在这里,平民的宗教也受了士人的天的影响:有罪必罚,因为犯罪是阻碍了自然的推行,而孤独的一件善却不一定得到奖赏。

  虽说“天无绝人之路”,真的沦为乞丐的时候,是很少翻身的机会的。在绝境中的中国人,可有一点什么来支持他们呢?宗教除了告诉他们这是前世作孽的报应,此外任何安慰也不给么?乞丐不是人,因为在孔教里,人生的范围很有限。人的资格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人与人的关系;就连这些关系也被限制到五伦之内。太穷的人无法奉行孔教,因为它先假定了一个人总得有点钱或田地,可以养家活口,适应社会的要求。乞丐不能有家庭或是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除掉乞怜于人的这一种,而这又是有损于个人道德的;于是乞丐被逐出宗教的保护之外。

  穷人又与赤贫的不同。世界各国向来都以下层阶级为最虚诚,因为他们比较热心相信来生的补报。而中国的下层阶级,因为住得挤,有更繁多的人的关系、限制、责任,更亲切地体验到中国宗教背景中神鬼人拥挤的,刻刻被侦察的境况。

  将死的人也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缺少同情,临终的病人的心境在中国始终没有被发掘。所有的文学,涉及这一点,总限于旁观者的反应,因此常常流为毫无心肝的讽刺滑稽,像那名唤“无常”的鬼警察,一个白衣丑角,高帽子上写着“对我生财”。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到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常漂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人,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①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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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阎惜姣,水浒戏《坐楼杀惜》中的女主角。

  (原刊1944年8月《天地》月刊第11期、1994年9月《天地》月刊第12期、1944年10月《天地》月刊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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