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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身为舞女的姐姐曼璐，为了笼络住花心丈夫祝鸿才，不惜让妹妹曼桢作为祝鸿才的猎物，并把曼桢幽禁起来，直到曼桢生下祝鸿才的孩子。 　　这中间，沈世钧找到曼璐询问曼桢的下落，曼璐欺骗他说，曼桢已经嫁了人。世钧万念俱灰，不久，便遵父嘱另娶了他人。而曼桢因为割舍不得孩子，在姐姐曼璐死后，竟然正式嫁给了祝鸿才。 　　18年后，也就是解放之后，顾曼桢与沈世钧偶然相遇，但两人的命运早成殊途，已绝无复合的可能。沈世钧回首往事，只能徒生感慨了。 　　这个《十八春》，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部小说，其中有三个因素非常值得注意。 　　一是，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以及人物设置，完全是“抄袭”了美国作家马宽德（John 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H.P.Pulham，Esquire)。 　　二是，它是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新时代里的第一次写作，动笔前曾对小说的主题有过“与时俱进”的考虑。 　　三是，这篇小说是张爱玲自成名以来，在上海市民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据台湾女作家苏友贞的文章《张爱玲怕谁？》载于2005年3月号《万象》杂志。指出，张爱玲本人曾经明明白白地承认，《十八春》就是根据《普汉先生》改写的。 　　马宽德在美国并非经典作家，但在上世纪30年代也曾风光一时，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普汉先生》写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四角恋爱”故事，当时是一本畅销书，后来被拍成电影，但反响平平。 　　《十八春》不仅袭用了《普汉先生》的基本情节与人物，而且还借用了其中大量细节。《十八春》中令读者饶有兴味的“四角恋爱”关系，就是出自《普汉先生》。 　　还有，《十八春》中的一些精彩对话，也是从《普汉先生》中移植而来，比如结尾最令人荡气回肠的那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就是来自《普汉先生》的原创。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说《十八春》是“改写”，一点也不错。 　　两文的人物侧重有所不同，《十八春》主要讲的是曼桢的故事；而在《普汉先生》中，与曼桢相对应的“玛文”，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因此，当曼桢最后说出“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时，其效果足以震撼读者，而原著中玛文说出同样的话来，却显得稍嫌做作。 　　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就是男女主角分手的原因。在《普汉先生》那里，分手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只因两人的感情都淡了。而在《十八春》中，张爱玲则设计了一个典型的通俗剧情节——“曼桢被诱奸”，以此作为斩断男女主角情缘的关节点。 　　马宽德那种美国式的“爱情慢死”，在今天大概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在当时，决不可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因此，张爱玲在移植时才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情节——用哥特式的密室阴谋，造成全篇的悲剧根源，好让读者读了之后恨恨不已。 　　惟其如此，才有很多评论家觉得，曼璐设圈套让妹妹被祝鸿才诱奸这一情节，太过突兀。也有人认为，曼璐的这种疯狂，已到了狞厉可怖的程度，远超过曹七巧。 　　张爱玲写《十八春》时，马宽德还在世，后来他们两人在香港还曾有过一面之缘。按理说，《普汉先生》的故事情节是应受版权法保护的，可是两人之间绝无这种纠葛。 　　在中国古代，类似这样对同代或前代人作品的改写、借用与仿作，并不违背写作道德。张爱玲深受古典文化浸淫，头脑中对改写并无不妥的概念。后世的研究者们，也无一人指责她这是“抄袭”。 　　有学者还发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构思也颇类毛姆的短篇小说《天作之合》，毛姆的那篇小说里，同样是一个淑女爱上了“恶棍”见刘锋杰《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 　　有意思的是，这个《十八春》改写事例，与2003年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圈里圈外》的案例，几乎一模一样。 　　世事总有奇诡之处。马宽德在美国早已过气，在当代读者中几乎无人知晓，但他的《普汉先生》故事却透过《十八春》，不知为多少中国读者所熟知与喜爱，流传正未有穷期！ 　　《十八春》是张爱玲在平实写作风格上的一大成功，考虑到1949年后文艺语境的变化，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放弃了以往对意象、比喻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那种随处可见的机智与辛辣，而用了一种很温厚的叙事风格，娓娓道来。 　　这种特色，最易走入平民大众。至今也还有为数不少的一批张迷，在张爱玲的小说系列中，独爱《十八春》。 　　小说的结尾，有意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曼桢和世钧不期而遇，曼桢细述前因，解开了埋藏在世钧心头多年的一个谜。后来，两人先后到东北参加建设，而曼桢最初的追慕者张慕瑾也适时出现，给了曼桢一个隐约可见的美满结局。 　　所有的苦难，都因新时代的到来而结束——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小说构思。 　　这也是张爱玲为适应时代所做的一点功夫吧。 　　《十八春》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梁迷”。因为小说写得很真实，所以大众也很投入，天天追着报纸看，恨不能与小说中的人物同悲欢。 　　其时，有个女读者，恰好与曼桢有过相同的命运，看了《十八春》后悲不自胜，跑到报社打听到张爱玲家的地址，跑上门来，倚门大哭。吓得张爱玲不敢出来，只得由姑姑出面，好言好语将来人劝走。 　　周作人于解放前夕获释，此时就住在上海，靠为报刊写稿为生。他同样也是天天读这篇小说，曾两次在话题中涉及《十八春》，可见小说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那时，《十八春》已连载到曼璐设下圈套，让祝鸿才奸污了曼桢。读者阅之，无不义愤填膺，为曼桢掬一捧同情之泪，但周作人却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他的确是老马识途，居然能看出这一情节大大地不合逻辑。 　　《十八春》的轰动效应，也引起了已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夏衍的注意，他专门找来龚之方，询问“梁京”是何许人。龚之方对他透了底，夏公显得相当高兴，感叹道：“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才啊！” 　　《十八春》的反响之热烈，远超出了龚之方等人的预想。时有署名“齐甘”的一篇文章就更为耸动，说他邻居有位三十多岁的胖太太，经常向他借报纸看，就为了能读到《十八春》。在看到第163天的报纸时，写到祝鸿才强占了曼桢，那女人竟跑来吼着说：“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去！” 　　《亦报》编辑部也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作者千万不要太狠心，一定要让曼桢“坚强地活下去”。害得桑弧不得不再发一篇短文，请读者放心，说作者定会给曼桢一个好结局的。 　　小说单行本出版后，报社为了造势，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请张爱玲在会上做了发言。 　　从这个势头看，几乎重现了40年代“满城争说”的盛况！ 　　——张爱玲，终于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她经过数年的潜心揣摩，从小说的主题到文风，都完成了转型。同时，千夫所指的尴尬场面也已远去，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是瞄准大众写作，报纸上可以登，书也可以出，读者欢迎自不必说，文艺界的强势人物也会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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