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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张爱玲虽然在文艺观上不接受傅雷的批评,但潜意识里自信心大为受损,主动对《连环套》“腰斩”,其实就是默认了批评;并且“腰斩”后没再续写,也没收进作品集里。

  当今有人评价,《连环套》其实是张爱玲小说中结构最严谨的一部,环环相扣,少一环都不行,每个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每处伏笔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可见她用功之大。

  原以为必得喝彩,却不料横遭狙击,她怎能不黯然!

  至于“迅雨”究竟是何方神圣?张爱玲则长期蒙在鼓里,直到1952年,她去了香港,结识了宋淇笔名林以亮。夫妇,才从他们口中知道“迅雨”原来是傅雷。

  张爱玲听了,很惊讶,但也没说什么。

  傅雷先生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其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后不知影响了多少“时代青年”的世界观。可惜,在1966年9月文革爆发之初,他遭遇了红卫兵更为严酷的“政治正确”大棒,夫妇俩含冤自尽。

  他对张爱玲,其实还是很爱惜的。其子傅聪后来回忆说: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整天听父母议论张爱玲长张爱玲短的,可谓“念念在兹”!

  无独有偶,就在傅雷文章发表的当月起,胡兰成也有文章《论张爱玲》在《杂志》上分2期发表,高调热捧张爱玲。这篇文章,应是在三四月间写的——正是胡、张热恋时。

  他将张爱玲定位为“个人主义者”。这个表述,误导了后来的一些张传作家,把张爱玲的创作界定为“个人主义写作”;而且,这个词完全被他们误读,成了“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代名词。

  其实胡兰成的意思是:张爱玲的写作,是以人为本位的写作,探究作为个体的人不幸命运的根源,揭示“时代的阴暗”对个人的摧残,诉说老百姓寻求安稳的愿望。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这些评价,极为精当,迄今很少有人能超越。

  比较诡异的是,胡兰成与傅雷一样,也对张爱玲未来的“江郎才尽”有隐忧:“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若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

  ——这两个最早评论张爱玲的人,都“不幸而言中”!

  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之时,就已是官场失意人,宣传部政务次长之职在前一年就已失去,这时百无聊赖,对文学也有了兴趣。

  1944年秋,由日本人出钱,他去南京出面办了一份文艺刊物《苦竹》。这期间,张爱玲也曾经去南京暂住,全力支持,将《桂花蒸——阿小悲秋》等3篇重要作品交《苦竹》发表,反倒冷落了她的老东家《杂志》。

  不过,《苦竹》在办了两期后,主旨转向时政。原来是胡兰成预见时局要变,想为自己留后手,要先造一些舆论。张爱玲也就把阵地转回了《杂志》和《天地》。

  《苦竹》在上海印行,一共出了4期。在此期间,胡兰成野心复萌,又办了一份政论性刊物,叫《大公周刊》,在南京发行。

  他与一批“持不同政见”的日本军人交往颇深,所以这个刊物上连续发表主张日本撤兵的政论文,还刊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显出了与南京伪政府很不同的立场。

  这一年夏秋,还是张爱玲的好日子,创作势头虽然减弱了,但因有《传奇》出版,外面一时还很热闹。

  《传奇》的封面,是她亲手设计的——“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章,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见《对照记》。

  8月15日,也就是她结婚前后,《传奇》出版,4天内一销而空。9月,又趁势再版,封面特意请炎樱重新设计,由张爱玲自己临摹而成。

  盛名之下,张爱玲踌躇满志。其时,弟弟张子静不安于室,与几个同学合办同仁刊物《飙》。几个小孩子也是了得,居然拉到了唐·

  弢董乐山、施济美的稿子。大家都知道张爱玲的名声如日中天,就鼓动张子静去找他姐姐索稿。

  张爱玲听弟弟讲完来意,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

  说完,又略有些歉意,随手拿了一张她自己画的素描,交给弟弟,允许他拿去做插图。

  张子静失望之余,在同学的怂恿下,斗胆写了一篇千字文《我的姊姊张爱玲》,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里面说了一些姐姐的小掌故。好在张爱玲后来看了也没有生气,一笑置之。

  这一时期,又发生了一个“灰钿”事件,宣告张爱玲与《万象》的关系公开破裂。

  张爱玲7月份腰斩了《连环套》,《万象》编辑室很被动,连续两期不得不向读者再三解释,但是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再加上《传奇》没给中央书店做,而给了《杂志》出版,老板平襟亚有气,于是,在一份小报《海报》上,发表署名“秋翁”的文章《一千元的灰钿》,称张爱玲在1943年底预支《连环套》稿费时,双方讲好每期1000元,先交两期稿件,第一笔预支2000元,下年1月开始连载,以后每月预支1000元。依此累计预支了7000元,到5月份时已将第7期稿费支走,可是第7期的稿子没有交,就此腰斩,这就等于多支了1000元未退还。

  张爱玲不认这个账,先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不得不说的废话》,寄给《语林》杂志主编钱公侠,钱主编又请平襟亚也写一篇《一千元的经过》,两篇在《语林》第2期上同时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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