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原和他的诗(3)_曾卓

绿原和他的诗(3)

　　我知道绿原的命运只有比我更悲惨。我想象得到他的痛苦，想象得到他必须作出怎样的努力才能有力量承担这样的痛苦。

　　那二十多年，是他一生中极其重要的时期。我所指的不仅是他个人和他的家庭的遭遇，更主要的是指他对人生和生活的思考。他深入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著作，也广泛地读了一些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书籍。他的视野更广阔了，思想更深刻了。而沉重的岁月也磨练了他。他在炼狱的烈焰中成熟了。

　　关于与诗的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二十余年来，除了默然承受应得的惩罚外，我倒有机会成为一名真正的读者，即不再为写作这捞什子操心的读者。在漫长的隔离期间，我读了一些书，想了一些问题，唯独很少读诗和想诗了”。

　　但我们还是读到了他在隔离期间所写的一首诗《又一名哥伦布》。

　　我们的诗人将自己想象成为二十世纪的哥伦布。

　　如同五百年前的那个哥伦布一样，

　　他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

　　不同的是，哥伦布是自愿，而他是被迫这样做的；

　　不同的是，哥伦布有着众多的水手，而他是独自一人。

　　他的“圣玛丽娅”不是一只船，

　　而是，“四堵苍黄的粉墙”，

　　他不是航行在空间的海洋，

　　而是在“永恒的时间的海洋上”。

　　“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运动”，

　　他孤独地在时间的海洋的波涛上沉浮。

　　谁能想象他的无边的寂寞，他的深沉的悲哀？

　　然而，这个哥伦布像那个哥伦布一样，

　　任何风浪都没有熄灭他内心的火焰：

　　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

　　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

　　飘流在时间的海洋上

　　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

　　坚信前面就是“印度”

　　——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

　　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正是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比信任，对于真理的坚强的信念，他才可能承担起那样巨大的痛苦，熬过那二十多年艰苦的岁月。

　　《又一个哥伦布》的构思是如此新颖（当然，那不是凭着才气想出来的，而只能是出于他在那种环境中的体验），感情是如此深沉而含蓄，每一次当我重读它时，都引起了心的颤栗。

　　在几乎十年后，他又写了一首诗：《重读圣经》。那正是十年浩劫的中期。这一次，他不是在单人的隔离室中，而是在“牛棚”里，“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在一个深夜里，他倍感凄清，于是，披衣下床，“点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盏油灯”，披读禁书——一本异端的《圣经》。他写下了他的感想。

　　我们当然不会去追究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我们重视的是他所表达的他当时的真实心情：他想到了为人民受难的“人之子”耶稣；想到了《圣经》中的一些故事，并用以来与当时的浩劫对照：

　　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今天，马丽娅·马格黛莲注定永远蒙羞，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

　　在这样乌云翻滚、血风腥雨的现实中，他又想到了悬在但丁的“炼狱”门上的那句话：“到了这里一切希望都要放弃”。然而，果真这样无望和绝望么？不！“无论如何，人类有一点精神。我始终信奉无神论：对我开恩的上帝——只能是人民。”

　　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的诗是不少的，《重读圣经》有着其独特的风格，独特的角度。我们似乎是听到在一个凄清的深夜里诗人静静的独白，他没有呼喊，他不可能呼喊。然而，在看来是平静的海洋下面，汹涌着激流，诗人的感慨是多么深沉，思想是多么深刻，而且，他又是有着怎样承担考验的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信心。这首诗可以说是《又一个哥伦布》的姊妹篇，而内容更深广。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当然是不会使绿原失望的。他在“时间的海洋”上经过了长期的风风雨雨的飘流后，终于到达了“新大陆”。所以，在一九八〇年，他怀着那样的激情写了《献给我的保护人》——献给党的诗。

　　在阔别二十多年以后，绿原又重返诗坛。《听诗人钱学森讲演》是他复出后发表的第一首诗。知情的读者们欣喜地又看到了他的名字。而当他的《歌德二三事》发表后，人们注意到，老诗人绿原又以新的姿态站在我们面前了。

　　五

　　绿原在《人之诗》的序言中说：“我终于发现，诗对于我永远是陌生的，或者说，我对诗也永远是陌生的”。他强调：“我的整个写作过程，便不能不始终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一个真正尊重诗的作者，一个真正尊重自己的诗人，不仅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人生，而且永远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诗。每一首诗，都应该是他从生活中汲取、挖掘来的，那里面溶合着他的感情和他对人生的体会；同时，他必须寻找最能表现他要表达的内容和适应他的感情状态的形式。也有“妙手偶得之”的时刻，也有灵感爆发的瞬间，但一首诗的创作，往往是一个艰苦的探索、锤炼的过程。绿原好几次对我说：“写得愈久，就愈感到诗是不容易写的。”这是深知甘苦的经验之谈。

　　绿原是受了艾青的影响的，他也曾经喜欢卞之琳、戴望舒的诗。别的某些现代人的诗，他也注意阅读。这些年来，他又广泛的接触到外国当代的诗。但是，他从不因袭、模仿别人。他说过，从艾青学到的，毋宁说是诗的独创性。这话当然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他从艾青和从别的诗人的诗中，都汲取到或多或少的东西作为营养。这种营养通过消化，为他带来了诗创造的活力。每一首诗只能是这一个诗人在生活的某一点或某一面上所激起的心的波动。因而，模仿最多只能做到“形似”，而扼杀了诗的生命。绿原是深知这一点的。他力求为了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去创造最合适的形式，这样也就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由于他的思想感情是在发展的，即使在同一时期，他的精神状态也不是那样单一的，因而，他的诗，在情调、格式以致在风格上，往往就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大致还是可以看出他的诗的几个主要阶段：“童话”

　　时期；“又是一个起点”时期；解放前后时期和近年来重返诗坛的时期。这每一时期的诗风还是相近的。从发展的情况来看，他的诗开始是带着天真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后转变为对现实的浓烈的感情的反射，后又转变为明朗、乐观的沉吟，近年来渐渐趋于思想感情上的深沉和质朴。

　　而且，既然是同一个人的诗，在风格和情调的差异中，必然还有其共同的艺术上的特点。

　　绿原有着对生活的敏锐的感受力和活跃的思想力，往往发人所未发；有着丰富的有时是特异的想象力，使诗生动而富于色彩；有着精细的对语言的鉴别力，善于区分语言的情绪、色调、分量，能将平淡的或平凡的语言组织成诗的语言，能准确地掌握语言的节奏（也就是准确地表达出感情的波动状态）……这些应该做专门的分析，这里我无法做到。我只想指出，其中有许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但是，他的这种艺术才能如果运用得过分，就反而会削弱诗。在有的诗中，他用了许多生动的形象，用了许多富于才气的语言，用了许多丰富的想象，想通过这些来加重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来加重他的内容的色彩。读者应接不暇，甚至眼花缭乱，但是，却不容易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与作者在感情上更好的交流会受到影响。这一现象，在《又是一个起点》时期较为明显。

　　对于绿原很了解的牛汉，又提出过这样的一个忠告：要他提防诗的理念化；他说：“绿原诗里一直有着一种时起时伏、若明若暗的理念化的倾向……他后来多年在孤独中被迫冷静思考问题的经历，以及他的诗作固有的冷峻的论辩性质”，和由于老年的渐渐凝定的感情，都容易从主观上助长那种理念化的倾向。

　　诗人老年，大都不能保持年轻时的那种热情（能够保持那种热情的老诗人是多么幸福），“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也不那么容易激动。有的老诗人就此搁笔。有的老诗人则将他对人生的体会、思考、感受，通过凝炼的感情表达出来。那往往比呼号狂歌更激动读者的心。但是，有时候那却仅仅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白，是智慧的产物，并没有通过作者感情熔炉的锻炼。它可以给人以启迪，却不能给人以感动，恩格斯提醒过：智慧的产物并不是诗。这两种情况的差别有时只在毫厘之间，而且有时在同一首诗内混杂在一起。许多著名的老诗人的诗都有这种现象，绿原也未能避免。而且有着如牛汉所提出的那些原因，他更应该提防这一倾向的发展。

　　事实上，绿原自己也探讨过以上我们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他说：“想象力泛滥，同想象力贫弱一样，都会伤害或窒息诗。”

　　他也说过诗中的思想应该“带有感情的血肉”，强调了诗的感染力。我相信，当他考虑这些意见时，是也将自己的诗放在考察之内的。

　　总的说来，绿原近年发表的诗，不算很多，却大都有其分量，受到了诗坛的注意。他的思路还是那样活泼，感受还是那样敏锐，构思还是那样新颖。而且，由于他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加上他对人生进行思考的习惯，他的思想是更开阔也更深沉了，他善于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看生活中的事物，将不容易写成诗的题材提炼成为诗。我们还发现，他正力求以凝炼的感情去浸润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在表达方式上，力求摒弃铅华，避免一切刀斧的痕迹。朴素和自然原是诗——是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看出他向这个境界攀登的决心和所付出的努力。

　　当然，诗的探求首先必须是人的探求，只有人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诗才有可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仅仅有才华，有艺术技巧是不够的，是不行的。我们曾经看到绿原思想感情上的一些弱点怎样影响了他的诗，我们也看到了当他在人生上有所突破时，他在诗上也就有所突破。他的诗是和他一道在坎坷的道路上跋涉前进的。今天，绿原到达了他生命长途中的一个高点：我不是指他终于得到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和他的名望、地位；我所指的是他的思想境界：生活的磨炼和斗争的烈焰，没有摧毁他，而是锻冶去了他思想感情上的颓败的杂质，使他更坚强，也更纯洁，使他有着更坚定的对人民、对时代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因而，我们相信，他将带给我们更好、更美的诗。

　　1984．1．22

　　附记：文中所引的绿原的话，见《人之诗》正续编的两篇序。所引的罗惠的话，见《我写绿原》一文，刊登在《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所引的牛汉的话，见《荆棘和血液》一文，刊登在《文汇月刊》1982年第9期。所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系从卢那卡尔斯基的《六十年代文学》一文转引，见《论俄罗斯古典作家》一书的第76页。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