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工作”(4)_曾卓

“为人类工作”(4)

　　当法国人民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欢欣和兴奋。比利时政府慑于席卷欧洲的共和运动，开始镇压民主主义者，首先是外国的流亡者。3月3日，警察逮捕了马克思。当晚又将燕妮拘留，把她和妓女关在一起，这种卑劣的作法，激起了广大公众的愤怒和抗议，迫使政府第二天释放了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其实，马克思原就准备离开布鲁塞尔而投身到革命的中心去。他已接到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热情的邀请信：“勇敢而正直的马克思，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敞开着大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到达巴黎。共产主义同盟授权由马克思在巴黎组织新的中央委员会。他们非常关注已爆发了革命的德国的形势，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一文件经同盟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后颁发了。文件全面阐述了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具体政治、经济要求。他们还做了大量的劝阻工作，要那些在巴黎的德国工人和流亡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相信有人提出的“用刺刀把自由带进德国”的以为革命可以输入的口号，以及组织义勇军进入德国的这种“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说服他们单个返回祖国，分散到全国各地去参加和领导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于四月初离开巴黎，返回德国参加革命。他们选定科伦作为活动基地——当时那里是革命中心，他们决定创办一份日报，因为那样可以及时地反映当前国内外的整个局势，能够宣传共产主义同盟的路线和策略，指导群众的革命斗争。要办报，首先就是经济问题。马克思把自己得到的一笔遗产几乎全部献了出来，又多方设法筹募了一些资金。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于1848年6月1日创刊了《新莱茵报》——这是第一份革命政党的机关报。

　　这家报纸的编辑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年轻的工作人员，而马克思是主导和灵魂。他掌握大的政治方向，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分析了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提出正确的策略。他注视的不仅是德国，也评述了欧洲各国运动中的一切重大问题。《新莱茵报》不仅是德国民主派而且无形中成了欧洲民主派共同的机关报。它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赢得巨大的信任。

　　在那些革命的日日夜夜，马克思除主持报纸的工作，撰写大量文章外，还积极地直接领导民主运动，参加群众的集会，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他还曾赶往柏林、维也纳等，同当地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讨论局势，推动运动的发展。

　　由于德国资产阶级软弱得像“被革命吓破了胆的老人”，他们对君主制度采取了妥协政策。普鲁士国王于1849年2月建立了新国会以取代国民议会，人民在革命初期争取到的权利又逐步丧失。反动派得以有计划地向人民进攻。马克思曾两次出庭发表了演说，挤满法院的群众热烈地向他欢呼致敬，甚至首席陪审官也代表陪审员对马克思富有教益的说明表示感谢。当时科伦检察长向普鲁士司法部报告一次传讯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马克思“由几百人护送到法院大楼……当他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又以暴风雨般的欢呼迎接，并且毫不隐瞒地表示，如果马克思被捕入狱，他们将用暴力解救他”。

　　1849年5月，在德国革命和反革命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刻，马克思一直坚守《新莱茵报》的战斗岗位，对发展中的局势作出及时的报道并发表评论，提出战斗的策略和鼓舞人民的斗志。反动当局决心要摧毁这一强大的堡垒。由于马克思已宣布放弃普鲁士国籍，他们就指责马克思是违反侨居法的“外国人”，限他24小时内离境。恩格斯和编辑部其他的成员也受到迫害。

　　《新莱茵报》无法继续出版了。5月19日，它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期。马克思在社论《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中指出，他领导的报纸始终是无产阶级利益坚决的、彻底的捍卫者，“我们拯救了我们祖国的革命荣誉！”而恩格斯回忆说：“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枝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

　　马克思在革命的风暴中度过了两年，跨进了30岁。当他埋头于理论研究时，他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而在革命的风暴中，他又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显得那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胜利地经受了考验。

　　而现在，他又面临新的更为漫长的严酷的考验。流亡伦敦

　　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后，于1849年6月初来到巴黎。7月初燕妮和孩子们也来到巴黎。但他们还没有安顿好，复辟的法国反动政府就命令他们离开，只允许他们永远居住在外省的一块有瘴疫的沼泽地区。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这是“变相的谋杀”。后来，法国政府又下了驱逐令，要马克思和燕妮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这是他们第四次遭到这样的迫害，前三次是：1845年被驱逐出巴黎，1848年被驱逐出布鲁塞尔，1849年5月被驱逐出科伦。

　　他们一家于1849年秋天来到了伦敦。那时欧洲各地的革命已先后被镇压，反动派气焰嚣张。而马克思的意志仍坚定不移，依然保持着科学的历史的乐观主义，他认为重要的是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他写了《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并继续密切注视各国的经济和生活，分析当前的形势。革命失败了，但斗争并没有停止。

　　当时，各国的政治流亡者也纷纷来到伦敦。他们无依无靠，渴求援助。通过马克思的努力，成立了救济流亡者的委员会。他被选为委员会的主席，为了向各方募捐筹款，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的家也经常接待流亡的客人。

　　事实上，到伦敦后，马克思自己一家也几乎濒于绝境。为创办《新莱茵报》已耗尽了他的存款。欧洲大陆各国的出版商都不敢承印他的著作。1851年起，他开始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但稿费十分微薄。他们只得住在条件很差的房子里，有时还因为没有如期交付欠下的房租而被赶了出来。可以从燕妮当时的一封信中看到他们悲惨的情景：“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们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搬迁过几次，住房条件和环境都很差。一直到1856年燕妮得到了她母亲的一笔遗产，他们才迁居到伦敦西北郊一幢较宽敞的房子里。

　　而全家的生计更是难于应付。在面包铺、肉铺、牛奶商、蔬菜商和茶叶商那里都经常赊欠。当铺成了他们经常出入的地方，有时连出门穿的衣服、鞋子都送了去。他们全家有时几个星期只能吃土豆和面包，甚至还不得不挨饿。马克思写文章没有钱买纸，文章写好了又没有钱邮寄。

　　由于住房条件差，缺吃少穿，伦敦气候又潮湿，全家人的健康当然会受到损害。马克思常常疾病缠身，燕妮和孩子们也多次卧病在床，而他们又缺钱买药。几年之内，他们的三个可爱的孩子都夭折了。1850年11月，刚一周岁的享利希·吉多死于肺炎。燕妮说：“我是多么伤心，这是我第一次失掉孩子。”

　　而不到一年半，又一个刚过周岁的孩子小弗兰契斯卡又去世了，他们甚至没有买棺材的钱。三年以后，他们又经受了更沉重的打击，心爱的十岁的儿子埃德加尔又死于结核病。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亲爱的孩子曾使我们全家充满生气，是全家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失去了这个孩子以后的凄凉的景象。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但是，反动势力的嚣张、处境的艰难、家庭的不幸都没有挫伤他的坚定的革命意志，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各种准备工作，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他继续从事理论的研究，重点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继续关心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与他们的领导人保持联系，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提供斗争的策略。他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同时，他对殖民地和附庸国的命运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异常关心。他以同情的眼光注视着中国，非常重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太平天国起义，热情地颂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预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马克思指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和互相影响的。支持殖民地和附庸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义务。

　　从马克思当年和恩格斯及其他朋友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现象：当他忧心忡忡地述说了一些家庭不幸的生活状况以后，又一转以明朗的语调谈论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正像燕妮所说的：“由于自己的毅力，由于平静、明确而沉着地意识到自己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能够超然于经常缠绕着他们生活的繁琐忧虑之上。灾难和痛苦的熔炉只是把他锻炼得更为刚强。”

　　以马克思的才能是不难得到一个较好的职位以维持一家的生活的。但那样就会影响他从事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他说：“……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赚钱的机器。”

　　在他，决不对“人类的苦难”背过脸去，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履行神圣的职责”，为此，他宁愿自己承受苦难。温暖的家

　　虽然是在那样动荡不安的贫困阴影的笼罩下，在马克思家里并不缺乏和睦的气氛，并不缺乏笑声。

　　马克思的敌人总是用各种可怕的词句来形容他，说他冷酷、高傲、专制等等。他在政治斗争中是坚毅顽强的，对于敌人的揭露和批判是无情的；在公众集会上，他也是那样威严庄重。但是，在朋友面前，他亲切、随和、并富有幽默感。在家里，他是一个对妻子充满了温情的丈夫，是一个钟爱孩子的父亲。

　　由于马克思的面孔黝亮，头发漆黑，他的亲人们，连他的孩子，都叫他摩尔，那意思是“黑人”。

　　出身于贵族之家的燕妮，与马克思患难与共。无论是在颠沛流离中，在贫困交加中，在狂风暴雨、刀光剑影中，她对丈夫的感情始终坚贞不渝。她说：“痛苦可以锻炼一个人，而爱则给我们以支持。”

　　同时，她还是马克思的真正意义上的战友。在繁重恼人的家务以外，她还协助丈夫工作，在紧张危急的情况下，她总是站在丈夫身边。她也参加一些工人活动，参加秘密约会，为党传递信息；她还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对一些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她充当过丈夫的秘书，为他誊抄稿件或笔录他的口述，在《共产党宣言》的原稿中就有着她的笔迹……有一个朋友曾称呼她为“仁慈的夫人”，她不满地说：“你为什么这样称呼一个老兵？称呼一个两鬓斑白的运动参加者？称呼一个诚实的战友和同志？”

　　马克思对燕妮的感情，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诚然，世界上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她的每一线索，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强烈而美好的记忆？”1856年6月，燕妮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特利尔去探望身患重病的母亲。这是他们结婚后第一次较长时间的分离。马克思给燕妮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长信，谈到她离开后他的孤独感，谈到在心里经常和她交谈，谈到他多次看着并吻着她的照片。他说：“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

　　一直在他们身边的小女儿爱琳娜是他们关系的最好的见证人。她说：“整整一生中，不论是在幸福的时刻或在困苦的日子里，爱情和友谊始终联系着他们，他们从不知道动摇和疑虑，他们互相忠实到最后一刻，连死亡也未能使他们分开……

　　没有燕妮，那么马克思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这决不是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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