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传记文学的歧途

传记文学的歧途

　　近来谈传记文学的文章似乎不少，又似乎谈起来都很内行。但一般的说来，总认为中国的传记不成，西洋的传记，“大概总是很好的吧。”说中国的传记不成，若把《史记》作为例外，恐怕很少的人能为中国传记辩护。但认为西洋的传记总是好的，也如有些西洋人认为中国人画的山水画总是好的，一样的“并不尽然”。即使所谓西洋传记，指的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传记，甚至指的是发展到一九〇〇以来的传记，同样的还是“并不尽然”。仅只一个事实就可说明了一切，从一九〇〇到一九一五，这十五年间，单就英国说，每年出版的传记不下五百部。这些“妄灾梨枣”的大著，除了寥寥几部未曾给人“覆瓿”外，几近万本的宏篇巨制，都被人类的选择力淘汰尽了。诚如Lytton Strachey所说：“那些肥肥的两本大装，我们习惯上用以纪念死者的——谁不认识那些东西，他们对于材料的消化不良，‘管中窥豹’的作风（Slipshod Style）。他们那种可厌的‘谀墓’（Panegyric）口吻，再加上缺乏选择能力，超然态度与艺术结构到了可怜的地步？”（一九一八年《维多利亚王朝名人传·序》）他指出两本装，说的是十八世纪以来直至现代的传记了。

　　我们这里所想讨论的，还不是Strachey所指斥的那些传记（那当然没有讨论的价值），而是Strachey打破旧日的传统，创立的近代传记。提到这位近代传记的泰斗，一般认为传记到他手里，已臻善美，以前传记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以后只有遵循摹仿了。（这不免使人想到普鲁泰克的传记方法，自二世纪到十六世纪，一直被人遵循与摹仿着，到了把传记写死为止。）可是那部伊利沙白王后传（Elizabeth and Essex），——他退隐在柏克省中几乎费了三年功夫写成的一部精心杰作，他最好的朋友吴尔孚夫人《Mrs. Virginia Woolf），却认为是一种失败，虽然她同时承认维多利亚王后传是极成功的传记（她死前写过一篇《传记的艺术》，载美国大西洋月刊一九三九年四月号）。这里的问题并不是Strachey写过《维多利亚王朝名人传》与《维多利亚传》，那些光荣的成功之后，他的传记艺术退步了，与我们平常说“江淹才尽”一般，而是他的传记艺术更向文学走进一步，同时也可以说更离历史远了一步，这不能不引起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传记到底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

　　在我们文史方面的传统上，司马迁是第一个写传记的人，也是第一个把历史与文学配合得最好的史才，他不独处处写来富有戏剧性（后来的散文家写传记，碑志，行状，逸事及小说皆宗《史记》），而对于史料的去取也颇为谨慎。《史记》不写三皇而起自五帝，独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而《荆轲传》不取“天雨粟，马生角”之传说，以为“大过”。其于荆轲刺秦王一幕，独取当时躬逢其盛，以药囊提荆轲而又因此得到秦王赏赐的夏无且的亲口传说。于韩信少时葬母的故事，而自己到淮阴亲视其母家，方认为“信然”。凡此及其他相类的事情，足证司马迁真不愧为“良史之才”。且其才犹不止此，他把这些征信的史料，用文学上所谓“创造的想象”，鼓舞而复活之，才写出那些栩栩如生的传记来。自班固而后，史传越走向严格的历史性，也就越少文学的戏剧性，直至史料全据官书，（晋书得到《世说新语》的帮助是例外，《四库提要》讥之，也正为止。）传记也如其所传的人一样，早是“寿终正寝”了。

　　史官的传记既然写不好，而一般的学者，又以列传始于《史记》，便一口咬定必史官才可写传。顾亭林，章实斋，刘海峰诸人，皆认为非当作史之职，不能为人立传，至清乾隆四十年定为一品官乃赐谥，而史官凡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立传。是极权皇帝的生杀予夺之权，不独加诸生人并且及于死鬼了。

　　以此，中国的传记就命定地死于史官之手，从不再发生传记文学的问题。

　　西洋的传记，传统上与中国不同，第一个写传记成功的希腊人普鲁泰克（晚生于司马迁约一百九十年）就不是史官，所以他们的传记一直在摹仿着普鲁泰克，也就一直的在私人手里。虽然他们承袭着普鲁泰克的写法，一千五百年间可说是只有摹仿（摹仿永远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不免乎下的）而无发展，但至十七八世纪回忆录余的风行与小说，戏剧的发达，影响了传记并促进传记走入了近代的雏形。

　　这里不允许我们征引一大串人名与书名去细说传记在十八世纪的发展，我们只指出一部纪程碑式的著作或许就够了。我是想提一提大家都熟悉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那部自鲍斯威尔认识约翰逊起（一七六三、五月十六日）直至约翰逊死（一七八四），他追随了这位名人二十一年，会面共二百七十有六次，所产生的一部传记杰作，成为了长传里一种典型（Nicolson称之为Boswell formula）事实也是如此，自一七九一年约翰逊传出版后，长篇传记风行一时，而体裁不出其规模，特别在英国是如此。直至Strachey才另变了一种作风。所谓典型，特别是在史料与方法方面。那部一千三百多页的约翰逊传，不但文字清丽，写来富有戏剧性，处处可以看出一个约翰逊活跃在纸上，而史料多取之约翰逊的谈话与书札，其早年史料，得之于约翰逊的家庭，亲戚与朋友的，也多经约翰逊自己辨别一番真伪。而记载的方法又只是按年按月地排比下来，极似我国的年谱而又非年谱，让读者自己去看出约翰逊自少至老的发展来。这种传记的典型，是严格历史性的，也可以说是科学化的，虽然鲍斯威尔不必自己意识到这层，可是他的确创造了一种科学传记的典型。

　　这种传记只是散漫的记载，并无艺术上的结构与形式。也许这很适合英国人的脾胃，使平常讲结构与形式的法国人看了有点皱眉。而Strachey却正是受了法国的影响，把结构与形式放进那些散漫的史料中，便成了现代的文学性的传记。这传记是文学的创造，读起来简直像小说一样的逸趣横生。

　　这种文学性的传记风靡了整个世界的文坛，素重传统的牛津大学字典都肯定传记“为文学的一支”。这新趋势把传记纳入文学的形式与结构中，容许精密地选材与大量的删削，也容许组织上的错综与想象力的补苴，一句话，传记在文学家手里起死回生了。文学把过去的人物与事迹，用想象力重新组织鼓舞起来，使其人的声音与笑貌，行动与举止，都活现在我们目前。不错，他是复活了，可不一定就是那个人；他已不是他父母的产品而是传记作家的产品了！

　　这里便是传记文学的歧途。

　　鲍斯威尔式的传记，只有观察与记载，不加自己的意见和判断，那是极科学的，因为很似近代行为心理学家观察与记载一个动物的行为一样。但到底人类比其他动物太复杂了些，仿鲍斯威尔式的传记，成千成万册的人生记载，都像春草秋虫似的自生自灭了。就是极成功的作品，如兰卡德的《司考脱传》，长至七大册；佛洛德之《喀莱尔传》，长至九大册；那种散漫而无结构的记载，到底是太散漫无边了。反过来一比较Strachey的《维多利亚王后传》，不过三百页薄薄的一本，她的个性发展，与当时的外交，内政，宫廷，家务，也都生动地出现在书内，到底结构与形式，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材料的选择与组织上的精密。

　　可是，Strachey的《伊利沙白王后传》，终以代远年湮，文不足征，以想象补苴史料之罅漏，与史实不能尽合。也许是很好的一部文学，却不是很好的一部传记。至于其余的现代传记大家，如鲁德微希（Emil Ludwig），他写传先要从那个人的画像，塑像及其信札预作一个结论，就是用直观方法得到那人的个性。然后再搜集一切能够得到的材料去证实。据说他搜集材料的结果，总与他先得的结论相吻合，当然，我们带着成见去找材料，找到的就不会不吻合！至于综合英法两国传记之长的茂鲁瓦（Andre Maurois），老实不客气地说传记是作者的个性表现了。我们不必再说那些闻风兴起的传记文学家，随意驰骋想象，忽略史实，至于写一部科学家的传记，里面没有其人的科学；写一个政治家，里面没有政治，写一个文学家，里面没有文学。也许是文学太多了，他创造了史实。可是这里谈的不是纯文学，我们要的不是虚幻的创造，而是真实的历史。

　　传记到底是历史？还是文学？这歧途至今不能决定。可决定的是：学鲍斯威尔若失败，刻鹄不成尚类鹜；学Strachey若失败，则画虎不成反类犬。

　　当然，我们理想的传记是严格的史实，配以适当的文学的描写，结构与形式，使我们写出的人物，虎虎有生气而又恰恰正是那个人。这要求可能超过了我们人类的能力，只可偶尔得之，但往往是失败。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失败，更多的反省与更多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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