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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众运动之观察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日)

  记者:

  承你屡促我作湖北通信,只因我对于湖北各方面的观察,都非常粗浅,不敢以“言之无物”的空洞文字,充塞贵报宝贵的篇幅。今既坚辞不获,只有将我粗浅的观察,大概的报告一下,以引起注意湖北问题的人,作精密的观察,详细的报告,以补正我这篇通信的缺误。

  (一)政治:湖北的政治,不待我说,人人都知道是在北洋军阀吴佩孚[1]势力之下的昏乱政治。严格说起来,实在无政治之可言,不过是军阀占据这块地盘,作为他养兵作战的场所而已!他利用一个豢养有素,贪昏无耻的萧耀南[2](湖北人)作他的傀儡,以实行他残暴的“殖兵政策”。萧耀南奴隶成性,庸懦无能,名义上是督军兼省长,实际上是一点权力没有。湖北的军民行政大权,完全在督军署参谋长——吴佩孚的代理人——张联棻一人之手。湖北政治上事无大小,萧耀南都要听命于张联棻,而张联棻当然处处都仰承吴佩孚的意旨。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湖北是完全在军阀吴佩孚铁踵宰制之下,而久已成了他的“殖兵地”了。连年以来,吴佩孚打段祺瑞[3],打张作霖[4],打四川,打湖南,打福建,打广东……等战争巨大的耗费,那一次不是榨取湖北农工商民的血汗?赋税的增加和苛索,连续不已,湖北人民的担负,早已到不堪忍受的地位[步]。湖北人不独供给那“食毛践土”的几万北军(因来去不定,不能确定数目。)的消费,还要进贡那太上督军洛阳吴巡帅今天十几万元,明天几十万元的军费。他们(军阀)不独用“殖兵政策”来敲榨湖北人,还有那并行不背[悖]的“殖官政策”更把湖北人剥削得鲜血淋漓。什么财政厅,官钱局,造币局,征收局,及其他各种税局的种种的“肥缺”,自然是被他们的刽子手(官僚)完全盘据[踞]了。贿赂,苛索,种种殃民舞弊的情形,不堪尽述!至如县知事,警察及司法官吏等缺,也都是公然无耻的买卖。即教育界亦成了他们“殖官政策”的“出纳场所”,故占教育界较优地位的人,亦都要寅缘附丽于他们,所以教育界亦是秽浊不堪。这不独是湖北人物质上的大损失,尤其是精神上的大污辱!财政上我们不知从何说起,吴佩孚的账房一手遮天的包办一切,什么预算决算,几乎没有,我们亦无从查考。官钱局的铜元票几十万,几十万的接连往外发,基金是非常的微薄的,亏空也不知有多少万。外币充斥,金融极其紊乱,铜元低落,物价飞腾,人民生活陷于非常困难之境,而军阀官僚之财富,则盈于累万,有加无已。湖北人民处于军威官威多年积压之下,虽是水深火热,只有忍痛含羞,一声不响!至如法律上,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都剥夺了。立法上也当然是一样,省议会早已是有名的“猪仔院”,他们原来是被军阀豢买来的,哪里知道代表民意,拥护人民的利益?湖北省议会差不多和中国国会一样,成立以来,没有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只是供军阀的利用。丑声四播,秽德彰闻,实在不值说!

  (二)经济:经济上我既未调查,亦无统计可考,实在没有材料可报告,不过就我个人观察所及的写个大概罢。湖北的天然物产,也可算是丰富的,气候温和,土壤肥美,极适宜于耕作。稻麦之属,全省皆产,棉花、茶叶、烟叶、豆类皆有大宗出产,丝、麻、皮毛,药材,水产等物,亦有相当出产,大冶之铁,应城之石膏,尤为特产。手工业尚属平常,既无特长,亦不甚发达。新式产业发达,手工业遂大受打击。湖北之新式产业,可称发达,以武汉为中心。就中以纺织业为尤最,武汉有较大规模之纺织厂数十家,织布业更形发展,就地制出之纱不敷需用,而仰给外来之大宗输入品。不独城市布厂林立,其发展甚至及于乡村。机器业亦盛,制铁、五金机械、电气等业,武汉极甚繁盛,而汉阳及大治[冶]之钢铁厂,谌家矶之扬子机铁厂,规模尤为宏大。此外制造日用物品的工厂亦不少。交通亦属便利,长江航路及京粤汉铁路之交贯,武汉遂为全国交通之中点。若粤汉告竣、川汉建设,则武汉可为全国经济之中心。汉口商业之发展,可与津沪齐等,然苟加考察,则知不过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所占领之市场而已!汉口市有英日法俄德等国租界,除德界已收回外,俄界则仍操于俄旧党之手。(此最为无理之事。)美国意国等虽无租界,然其经营商业,操纵市场之势力亦甚大。英日等国之经营汉口市场,更是不遗余力,汉口市场之大宗贸易,几乎为英日资本家所垄断。英日美等国,在汉口设立银行,多家外币大量的通行于市场,以巨大之资本,包揽工商业,操纵金融。中国商人资本与魄力均较薄弱,不能与之抗,故表面上虽觉汉口市场繁盛,实际上不过为外国资本家经理贩卖而已。国际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中国,压迫中国工商阶级,侮辱中国同胞,在汉口(表)现得极其明显。经济上之压迫,已如上述,政治上之压迫,亦非常横暴。他们的军舰,横行于长江腹地要塞,有事时,军队即登岸示威骄横之至。租界沿江道路,不准中国人民行走,违者巡捕即加以殴辱或被捕罚款。车夫苦力,每每无故被其侮辱。此外侵犯中国之主权,掠夺中国利益之行动,不一而足,吾人观察汉口之经济状况,知中国工商阶级,非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无出头之望!

  (三)文化及教育:湖北虽兴学通商甚早,而文化及教育之程度甚低落。不独是闭塞的乡村为然,即开辟的城市,其一般文化,都还是停顿在宗法社会的境况之中。新式的教育设备,乡村当然没有,就是城市中也寥寥无几。缠足的妇女和不识字的人民,到处都是。开办学校最早的武昌,其教育在现在实陷于极其腐败黑暗的状况之中。大学虽有几座,然没有一座能名副其实。破烂不堪的中学虽有十几座,然而都是前两三世纪的教育。小学也极其零落,通俗教育(社会教育)可以说是没有。偌大一个有名的都市,除掉一个外表可观的基督教会设立的图书馆(文华公书林)之外,仅仅只有一座“门可张罗”的教育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前几十年设立的,还只有前几十年藏的几部旧书,终年没有人去过问,湖北的文化程度,于此可见一般。武汉虽有报馆几十家,除一二家稍可外,其余都是“插烂污”,做投机事业,捧官场,敲竹杠,真是下流之极,那里说得上文化!湖北教育之不能改进,是因为封建式的军阀握政,而教育界遂被那般封建时代的圣人之徒所盘踞。他们逢迎军阀,结纳官僚以固其地位,并希冀步步高升,作议员,充局长。军阀亦以教育界为安置过剩的官僚和失势的政客之场所。湖北的教育界自从袁世凯[5]的反动政治以来,都是被经心,两湖(两个书院的名称)的余孽所占据,他们“道统”的传授,流毒极深,一般饭桶教员,都是他们的门子门孙,非其族类无路可入。即或稍有进步分子,厕身其间,偶有新说,即被排为过激。而圣人之徒即联名上禀于其所谓“吾道干城”之督军大人,下令派军警驱逐或捉拿,于是新进分子或被排而去,或含辱以求活。再则教育经费,因军费的捩张和军阀官僚之剥削,一年一年的缩少,当中又经圣人之徒余沥自沾,而学校的最低限度的衰颓状况,亦几乎不能维持。湖北教育的黑暗,学校的腐败,学生的颓堕,社会文化的衰落,真是不堪言状!

  (四)民众运动:自救国运动以来,凡是国内发生什么风潮,闹得很热闹的时候,湖北民众,也都照例应酬一下,开会,演说,打电报,游行等等,也都应有尽有。民国八九年武汉的学生运动,还有点气力,此后就渐渐的衰靡了。商民的救国运动,是极小一部分的很微薄的力量,而且每每是被动的。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二月的劳动运动,极其发扬壮烈,最可称述。武汉的劳动运[动]发轫于民国十年下季的粤汉路工和汉口租界车夫的罢工,粤汉路的罢工,虽遭失败,然而酿蕴了工人浓厚的愤怒。租界六千车夫的罢工,轰轰烈烈,征服了洋资本家,达到了完全的胜利,引起了武汉工人的勇气。自此以后,各业的工会都继续的组织起来了,为经济或政治争斗而罢工的事,连接不断,多半都得着了相当的胜利。民国十一年的双十节,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加入的有二十八个工会,此后继续组织而加入的工会亦不少。随后粤汉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均先后成立。其时工人的声势,非常伟大,经济争斗之外,在政治上争自由和军阀反抗,日益剧烈。到了今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争自由而罢工,被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大加屠杀,志士施洋,亦因此流血。军阀太横暴了,工人阶级的实力还不充足,此时不能够打倒他,所以劳动运动就由进攻而变为保守的阵势了。今年因收回旅顺大连,反对二十一条,而发生的排日运动,在湖北为最烈。抵制日货,经济绝交,一般有势力的商人都有这种呼声。工人,学生,对于这种运动都踊跃的参加,他们组织了“武汉国民外交委员会”,商界分子又组织了一个“武汉商界外交后援会”。此外还有一二和这相类似的团体,但规模小而无力。国民外交委员会是普通商人、工人、学生、律师、新闻记者及其他职业团体或个人组织而成的,实在是一个广泛的民众的组织。关于抵制日货和宣传排日,颇能积极进行。商界外交后援会是武汉商会的人组织的,对于排日抵货亦力。他们开国民大会,游行示威,种种的运动,几乎成了一时群众的狂热,到现在还未衰退。武汉国民外交委员会早已着手进行湖北全省国民外交委员会的组织,现在将要成功了。武汉的国民运动,以这次为最久而有力,值得我们的称述。然而我们不能不指示其缺点而希望其改进:(一)这种运动固然是由好多热心爱国的同胞,从中奔走主持,然而有少数素来接近官厅不问国事的豪商大贾,因为他们开了几个大纱厂,为畅销他们的货品(他们的货品平素在市场上的竞争是胜不过日本的。),于是大鼓吹其抵制日货,使市场上专销他们高价厚利的货品,他们得因爱国而大发其财,名利兼收。这样的事情,自可不必反对;但他们的缺点,就是除了对日之外,对于其余英美各国的侵略,则常充耳无闻。(二)侵略中国,欺侮同胞的,不仅是日本。英国,美国等国际的帝国主义者,那[哪]一国不是尽情的压迫并侵掠我们?阴狠贪毒的英国眼前对于我们的欺逼还了得?片马的交涉怎样?威海卫——我国重要的领土——不独不按约交还,而且要无限期的延长,永久的割据;天津,汉口的租界,期满都不交还,视为己物,藉临城匪案(实在是他们勾结军阀,助长内乱而造成的。)而提出共管中国铁路的奸计。他完全是要把中国置于他的势力管理之下。美国对中国经济侵略的阴得,和豢养卖国奴——外交系——以图我国,不必多说。日本我们应该排斥,难道至少和日本一样的英国,美国的帝国主义者,我们不应该排斥吗?为什么武汉的同胞只抵制日本,而不抵制英美?所以武汉的国民运动,应该扩张急该范围,尽量的反抗英美。(三)国民运动的组织应该严密,集中,应该有广大群众的团结。要看清楚中国的乱源——军阀的割据,和国际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以宰制中国。国民运动应该走上“革命”的路,不与任何军阀及帝国主义者妥协。这样,国民运动才有力量,才有效果,才能保障国家的存在、统一和独立,全国人民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的幸福!

  观察上述的事实,可知湖北的:

  (一)政治,完全被军阀盘据[踞],民权剥夺殆尽,政局弄得糟乱,黑暗非常;在军阀统制之下,无澄清之望;

  (二)经济,生命完全操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市场被其垄断,财富被其剥削,工商业无发展制胜之望;

  (三)文化及教育,完全停顿在宗法社会的状况中,程度极其低落,在封建残局之下,教育无改造之望;

  (四)民众运动,工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抗军阀。民众的组织薄弱,政治知识缺乏,还没有革命的觉悟和能力。

  这是湖北的状况,但全国也是一样,湖北是全国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湖北问题是一个全国的总问题,岂能单独解决?湖北的人民——全国人民都是一样,——除得团结广大民众的力量,彻底的企图“革命”,以打倒军阀和国际主义之外,真无第二条生路!

  载《向导》第43和44期

  署名:相佛

  【注释】

  [1]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北沟吴家村人,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升任旅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时,随曹锟参加“讨逆军”,任西路军前敌总指挥。1919年冯国璋病死,吴佩孚继承直系军阀首领地位。1923年2月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1月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控制湖北、河南、河北、陕西广大地区。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率主力军部队在两湖顽抗,1927年5月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后,由河南逃往四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寓居北平,曾拒绝日本侵略者的诱降。1939年12月4日病死于北平。

  [2]萧耀南(1875—1926),字珩珊,1875年生于湖北黄冈县孔埠镇萧家大湾(今属武汉市新洲区),北洋政府时期,历任陆军第25师师长、湖北督军、两湖巡阅使,湖北省省长等职。1926年2月14日病死于武昌。

  [3]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支持袁世凯夺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1913年7月任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把握北京政府,成为皖系军阀首领,1917年重新掌握北京政权,先后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1936年11月病死于上海。

  [4]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土匪出身,1902年接受清政府招抚。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被任为27师师长。1916年4月被授予将军府盛武将军,7月升任奉天督军,1918年9月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奉系军阀首领。1924年联合冯玉祥打败直系,控制北京政权。1926年出任安国军总司令。1928年与蒋介石作战失败,乘火车退回东北途中,于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

  [5]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1881年5月投淮系庆军统领吴长庆,次年8月随庆军入朝鲜,协助朝鲜国王李熙镇压汉城兵变。1885年被李鸿章保荐为三品道员。1895年12月任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练新兵。1897年晋升直隶按察使。戊戌变法期间,欺骗、出卖维新派,得西太后宠信,1899年升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1909年1月被摄政王载丰借口“足疾”罢免。1911年武昌起义后复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督兵镇压革命,以武力向革命党要挟议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逼迫清廷退位,夺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权。1913年3月派人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镇压二月革命,解散国会。1914年5月废除《临时约法》实行独裁专政。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复辟帝制。因蔡锷等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贵州、广东、广西等省先后独立,迫使其1916 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忧惧而死。

  (1)这是林育南应《向导》周报编辑部之约写的一篇通讯,原标题为《湖北通讯》,现标题是编者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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