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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鹅山顶(1)


  香港的地形千折百皱,不可收洽。蟠蟠而来的山势,高者如拔,重者如压,瘦者欲削,陡者欲倒,那种目无天地的意气,令人吃惊。这是一个没有地平线的海港。天地之间只有一弯弯不规则的曲线,任何美学都插不了手。那一层套一层的淡紫浅青,起起落落,参参错错,一直交迭到边境。那许多令人迷乱的曲线,怎么得了。山色是千古不解的围局,无论那一个方向有了缺口,立刻有更多的青山从远处围来,务必不让这翠环中断。

  我不知道山的轮廓为什么如此动人。也许因为它是天和地的界限,一切瞭望的目光要沿着它逡巡。也许因为山的轮廓正如人的轮廓,能够突出个性。一座山要有个性,必须轮廓突兀,棱角分明,令人过目不忘。海拔倒不一定要多高,最要紧是出类拔萃,迥然超凌周围的地势。险峻的感觉来自相对的高度,不是绝对的海拔。质感也很有关系:石山磊磊当然比土丘碌碌更见性格。如果石颜古怪,绝壁又咄咄逼人,当然就更加可观。要是再有水来衬托,无论是汪洋万顷,澄澈一泓,或是飞泽一纵,那就更添灵秀之气,在性格之外更见神韵了。

  香港的山峰颇有一些具有个性。由于山多地狭,海波环绕,许多山都俯临在水上,隔水望去,更显得顾盼自雄。众尖并傲的八仙岭障在北面,巍峨的壁垒排成了一道边关,本来是不能再雄壮了。但是它高峙在吐露港上,后面是天,前面是水,倒像是虚悬在空明之间。双峰争雄的马鞍山,前峰当海,陡坡上遍体青绿,后峰却不生树木,负气扭颈的峰头下,赤裸的躯体露出暗紫的肤色。十年来我登楼远眺或是驶车绕行,曾经从不同的方向、距离与高度瞻仰过这一对山灵,有时觉得前峰较高,有时又觉得后峰更峻,一直到现在还未定高低。这些山,已成为我目赏心仪的忘年之交,就像蚍蜉攀交大桩一样,也真是高攀了。

  近年夫妻两人都爱上了石头。她爱的是最小最精的一种,玉。我爱的是最大最粗的一种,山。她的爱品私藏在身上,我的,只能公开地堆在天地之间,倒也不怕人来掠夺。这些山石无非是米元章、徐霞客传授给我的,我死之后,也将传给后世的石迷山颠。比起来,她玩的石头是贵了一点。

  我们赞美风景,爱说江山如画。其实画是静态的,失之于平面。山,是世界上最惊心动魄的超级立体。看山犹如看雕刻,必须面面观赏,才能成岭成峰,否则真是片面的画了,香港的奇峰怪岭,只要可能,我总爱绕行以观,窥探它们变化各殊的法相。看了十年的马鞍山,一直是它朝海的正面,直到最近,我才绕过它的佛身,到企岭下海的岸边,骇然引颈,仰望它项背的傲骨。我站的岸边相当于它的脚后跟,近在头上,它那与天争位的赳赳背影沉重地压下来,欺负着近处好几里的空间,连呼吸都受到了威胁。当时我的幻觉,是怕它忽然回过身来,吓,发现了我。这种意识朦胧的恐惧感,以前隔水看山是不会有的。

  其实马鞍山不过七百公尺海拔,可是它的山脚浸到海中,急性子的陡坡名副其实是拔海直上,一下子就上了天空。另一座脾气不小的怪峰是霸住观塘和九龙城上空的飞鹅山。东行的大小车辆一罩进了山影,都像低头在过矮檐。山顶是看不见的,除非你车顶上开个天窗。每次太太都要警告我:“小心开车!不要看山了。”所以我没有一次把怪山看清楚,只能惊鸿一瞥,不是的,是恐龙一瞥。

  我对那飞鹅山一直很有仰慕之情,设想立在峰顶,该是怎样得意的眼界,可是山高坡峭,只怕是登天无门。终于有一天,在地政署绘制的郊野详图上,发现有一条山道蜿蜒北上,可以绕飞鹅山一周下来。立刻便和我存驾车去探个究竟。

  正如地图的说明所示,飞鹅山道又陡又狭,只能让一辆车依反时钟方向单行而上。桂冠房车在最低档的驱策下,一路腹诽着奋力盘旋前进。一盘盘的山道像绳索,牵动着四面的峰峦像转陀螺。王思任早就说过:“从南明入台山,如剥 笋根,又如旋螺顶。”山道狭窄而多曲折,前途总是被绝壁挡住,开头我还轻按喇叭示警,不久才发现确无来车。等到人烟渐渐落在下界,上面的群峰就聚拢过来,开它们巨头的高层会议。

  忽然,道旁闪出了一方石碑,几个红字近前一看,竟是“国父孙中山母亲杨太君灵墓”。不由停下车来,翻看地图。原来此地叫做百花林,位在飞鹅山麓之东北。这真是意外之喜。我们立刻依着碑上箭头的方向,沿着芦苇杂生的石径走下坡去。大约一百码下,就瞥见几株疏杉之间露出一角琉璃瓦顶的憩亭。再一转弯,墓就到了。坟地颇宽,约占三十多坪。后面是一道红砖砌成的矮墙,墙头盖着青瓦。墓硕大而隆起,乃水泥所建,正面一方灰青石碑,上面刻着“香邑孙门杨氏太君墓”几个金字。字体浑厚,不知道是否国父的手迹。墓前水泥铺就的大幅地面,又用矮矮的石栏围护。凭栏向东俯眺,只见山重水复,幽邃的谷地开处,是泊满艇船的白沙湾,更远处该是西贡海面,散布着三五小岛像是牛群在渡水,只略略露出了牛背。

  “这风水真是不错,气象非凡。”我叹道。

  “怎么比得上中山陵呢。”她说。

  “中山陵当然气象博大,却不像此地负山面水。要不是墓里的母亲带大了她的孩子,亚洲第一共和国由谁来带大呢?单凭这一点,这座坟就不朽了。”

  “也真是的,来了香港十年,一直不知道国父的母亲葬在飞鹅山上。”

  “我想许多香港人也不知道。”

  “不知道她怎么会葬在香港。”

  当天回家之后,我去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借了六七本国父的传记,专找记述杨太夫人的段落,为她描出了这样的轮廓:国父诞生的那一年,杨太夫人已经三十九岁。国父十二岁时,母亲带他从澳门乘一艘两千吨的英国小轮船去檀香山,依他的长兄德彰生活。据说杨太夫人当年就自行回国。此后她的行止在国父许多传记里都没有记载,直到最后才见于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杨太夫人于清末随长子德彰寄居香港九龙城东头村二十四号。宣统二年夏卒于旅寓。时国父适在海外,由同盟会员罗延年经纪其丧,葬于新界西贡濠涌百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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