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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与疝气(1)


  西方人来中国传教,自命是传基督的光辉,来启迪“异教徒蒙昧的心灵”,口吻甚至和马列的信徒一样,自命是东来“解放中国”。然而这种唯心企图,往往要用唯物的手段来掩护,才能自然地接近待拯的异教徒。十七世纪的耶稣会神父,如利玛窦和汤若望,是用天文历算来做上帝的先驱,但实效不大。十九世纪的新教牧师改用医术来接近大众,正合中国人的需要,就收效多了。不过当时的中国人知识落后,对于西方的医术原来不很信任,所以那些传教士在华行医,必须特别谨慎,否则易犯众怒。

  例如二十世纪初年,耶鲁的年轻校友组织了耶鲁传教会,来华展开传教工作,并且选了排外运动最烈的长沙做基地。他们先开办了雅礼中学,接着又在一九〇六年设立了雅礼医院,由爱德华.休姆主持,手下只有两个未经训练的助手,辛苦可以想见。不幸一开始就有一个湘人病重死在医院里,吓得休姆赶快为死者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价钱比死者家人买得起的一种贵出一倍。又有一次来了一位高官,以为休姆会按中医的规矩把他的右脉,不料休姆只把了左脉,乃一怒而去。

  但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有一位著名的西医,有过更奇特的经验。他名叫彼德.帕克(中国近代史上译为伯驾),是美国人,也是耶鲁毕业。一八三五年,帕克设立了广州眼科医院,极受欢迎,前来受诊的病人三个月内就有九百多人。帕克的专长是开刀,据说他挑中眼科,是因为当时的中医在眼疾方面疗效最低,又据说最忙的一次,他曾在一小时内为十六个白内障的病人开刀。因为当时求诊的人太多,他除了照顾眼疾之外,其实还要治各种各样的脓疮、赘瘤、毒瘤。帕克为人十分细心,不但详细记载了病情的个案,而且还雇请了一位叫林瓜的本地画家把罕见的病例绘图留念。这些资料存在今日伦敦盖氏医院的陈列馆,十分可贵。

  一八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帕克记下了他的四四六号病案。那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由他父亲带来。乍见之下,她似乎有两个头,真把帕克吓了一跳。走近时,才发现她右脸长着一个赘瘤,从太阳穴隆起,一直伸到嘴边。帕克要求那女孩的家长立下志愿书,声明手术万一致命,不怪医生,才肯为她开刀,手术只用了八分钟,女孩便解去重负。瘤重一又四分之一磅,底部周长十六英寸,伤口愈合得很快,十八天后病人就出院了。

  但是帕克治疗的病案之中,最微妙的一件却是疝气。患者不是别人,是林则徐。

  一八三九年初,清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来广州,查禁鸦片。英商敷衍他,不甘尽数缴出毒品,林则徐乃于三月二十四日派兵包围“夷馆”。被困的外国人有三百多名,帕克也在其中。三天之后“夷馆”的领事义律屈服,命英商陆续缴清鸦片。不久英侨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门,帕克却独自留在广州,因为医术高明,反和中国官方颇多接触。林则徐先是要他开方为鸦片烟客戒毒,继而请他为自己治疝气。

  帕克在病历上记道:“病案六五六五号。疝气。林则徐钦差大臣。”

  疝气俗称小肠气,我国幼婴常因患上百日咳而得了疝气。此病我小时就患过,后因开刀根治,当然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疾。不过钦差大臣生了疝气,却也不便张扬,而且一百年前犹“严夷夏之防”,怎能让一位陌生的“夷医”来玩狎重臣的政躬?

  那年七月,洋行买办侯瓜带来林则徐的一封信,要帕克配药给他医疝。帕克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封中文信,详析疝气的病因,附以图解,并且建议可装托带。林则徐想必不愿任人近身来装带,似乎也怀疑装了是否有效。他派来一位已经装有托带的朋友,向医生再索一具。帕克回称,这东西必须由医生动手安装。于是林又派来一名亦患疝气的副官,要医生装上托带。帕克从命,那副官立刻感到舒畅。最后又来了一人,自称是钦差大人的“兄弟”,正巧体型也差不多,托带如果合他,必然也合钦差大人。此计果然妙绝,帕克无奈,只好为来人安装疝带。

  事后帕克在业务报告中说,“呈送给钦差大人的托带尚称见效”,又说不但林则徐曾经当众夸奖他的医院,而且结了善缘之后,林的左右侍从也每天出入医院。

  林则徐是清末一位有守有为的开明大吏,一生治绩,无论是水利、屯田、减赋、禁烟,莫不利在百姓,是我最敬佩的近代人物之一。我一直认为他在虎门销毁鸦片的壮举,真足以羞东亚病夫而警西洋奸夷,值得好好写一首诗来歌赞。郭廷以曾说他“就中国的传统来论,固然是一位才德俱优,有识、有为、有守的人物;即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亦为一位实心任事,廉隅清正的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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