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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醒狮派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对于醒狮派诸君,前后有三种不同的感想:

  在余家菊、李璜二君《国家主义的教育》初次出版的时候,我只感觉他们有“唯心”的弊病;他们说到要拔救中国民族,不从打倒中国的经济压迫上着手,专门说些提倡教育,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这都是二三十年来经许多人鼓吹而没有功效的话。在那时候,我是尊重他们谋中国独立的意见的,但是我只可惜他们因为偏于“唯心”,所以找不着合当而有效力的途径。

  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他们的“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是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他们反对黄炎培、郭秉文,亦与我们一样,但我们是要引起民众的觉悟,使民众自己组织起来;他们的意思,却只是说这一派士大夫是太糟了,须得另外换一批好的士大夫来——或者便是换他们自己。士大夫之不能救国,是有他们的客观原因的,他们的生活并不十分痛苦,而且时时有机会“出卖”救国事业以自求荣利,所以他们在没有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民众站在背后,结果总不能担任革命的责任。二三十年来,康有为、梁启超、章行严、黄炎培、胡适之辈,皆曾为一时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然一一都堕落,成为过去之人物。所以我虽不疑醒狮派诸君今日已是彼等一流,然而我对于他们不注意下层阶级群众,但欲继续彼等之覆辙,把自身供试验,终于不敢放心。

  不过我那时还以为救中国民族,他们纵与我们不能一致,并非便不能同力合作。我们假定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然而中国革命既有各阶级合作的必要,则使他们能努力革命,至少亦是我们在向帝国主义作战时的伴侣,所以我以为我们在理论上互相争辩是可以的,但不应因此便以为不能合作了。

  然而到近来从他们的言论,令我怀疑我自己这种意见。他们名为讲国家主义,其实对于帝国主义的罪恶,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实况,似乎还没有多少精力顾到;他们最大的努力,处处看出只是一个反对共产主义。我们本不希望一般小资产阶级的人,都能信仰共产主义,不过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只是帝国主义或资本阶级的仇人,总还不至于受那些名为反抗强权讲求民生政策的醒狮派这样深恶痛绝。我们不必问苏俄是否强权,共产党是否卖国派;今日有眼睛的人都看见苏俄是最以平等待中国的国家,共产党人最坚苦奋勇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过他们的革命生活。我们便令承认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是对的,请问今日不努力攻击现在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及卖国军阀,却专来无理取闹的设想出苏俄怎样侵略中国,共产党怎样卖国的话,攻击苏俄与共产党,究竟有何道理?我们愿意与一切革命的党派合作,但我们希望他们革命,不愿看见他们把革命的事业放下,反转只顾和比较革命的人为难,像那些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一样。中国的共产党人,被一般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们诬赖造谣,是已经很多的;不过稍知事理的人,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牺牲奋勇的精神,他们的刻苦努力,为中国农工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亦应知道自己愧勉。他们在现在统治阶级之下,决不能到法庭去与那般走狗们起诉,要求恢复名誉,他们的出版物,亦且受段祺瑞以及上海工部局的严重防止传播,决不如《醒狮周报》在被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之能通行无阻,便在这一点,醒狮派诸君亦当反躬自省,不好随着流俗悠悠之口,被识者所耻笑!我勉励醒狮诸君节省些有用的时间精力,多向帝国主义,军阀下攻击,让我们看看你们革命的真面目;倘若只是像今日,因为不高兴那比较革命的共产党,却把革命正当的工作放轻,专门帮着无聊的流氓,来做这种反共产运动;诸君纵在本心并不欲帮助帝国主义与军阀,客观上却正合他们的需要——这怕便是《醒狮周报》之所以能不被邮局查禁的原故罢?《现代评论》都被查禁了,《醒狮周报》要像今天这样下去,我想还有一天被段祺瑞所嘉许而助其推销呢!

  载《中国青年》第七十六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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