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因学潮退学的人们|恽代英

告因学潮退学的人们

　　（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

　　帝国主义者最恨弱小民族主张自己的权利，资本家最恨劳动者主张自己的权利，官吏最恨人民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样的，学校的教职员最恨学生主张自己的权利。教职员是要做人家“师长”的，与官吏要做“民之父母”一样，然而这所谓“师长”与“父母”，不必对他们的学生与人民负任何责任，学生与人民决不容因为他们不负责任而排斥打倒他。他们说，人民罢免官吏，学生开除教职员，这还成什么体统呢？啊！体统！从前的专制皇帝，现在的军阀外国人，不都是靠这来箝[钳]制压迫我们么？

　　做教职员的是“教育家”，是天下最明白事理的人，所以他们是知道要顾全学生利益的，他们亦知道凡学生不能受益的教职员在理应当撤换。然而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他们可以顾全学生的利益，但若在他们不知或不能这样做的时候，学生们要要求这样做，那便是太“嚣张”了；他们可以撤换学生不能受益的教职员，但若在他们不知或不能这样做的时候，学生们要要求这样做，那便一定是“捣乱”了。他们说，学风总要纯良才好——学生总要纯良到听他们自由摆布，学生总不应当主张自己的权利。

　　不要脸的“新教育家”，居然亦从书本上抄几句“教育是生活”，“教育要注重发展共和的精神”这一类鬼话，但这只是他们讲书做文时用得着的；平日呢，最重要的还是摆他们的臭官架子，讲求怎样维持他们的威信，怎样除去那些“嚣张”“捣乱”的“害群之马”，使学生一天天成为闭听塞明的奴婢妾妇，于是便可以达到为军阀外国人制造顺民的目的。这是一般“教育家”的心传办学秘诀，教育学理以外由他们祖师的经验所流传下来的。

　　本来，一个人做不了皇帝，做不了官，能做一个大权在握的教职员，亦是可以顾盼自雄的。村妇只要有了一个儿媳，便要摆出伊那个“太婆”的身分，要讲究礼节体统。礼节体统是比什么都更重要的，在他们上面自然说不上什么“学生的权利”。

　　这便是像厦门大学，吴淞中国公学之类的学校，近来发生的种种怪剧的惟一解释了。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五十一个学生的退学，更是一个最可以作例证的事。在他们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要求罢斥不能胜任的一个主任，这是他们的代理校长已经承诺的。然而在罢斥这个主任的时候，他们的教职员却发生严重的抗议了，他们颇觉得学生主张罢斥主任，这是天翻地覆的事，所以他们必须要至少开除一个学生杨显，以挫折学生的锐气。为了开除这一个学生，结果宁一并令五十个表同情于他的学生一律退学，亦以为是丝毫不足顾惜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理论，五十一个学生的学业，还不如他们自己的身分体统值得他们注意，所以还是维持他们的身分体统要紧。

　　有人说，办理吴淞中国公学的研究系，不亦曾在新文化上面出过锋头的么？何以今天做出这样丢脸的事情来！这是不足怪的。研究系正足以代表中国的一般没有骨头的智识阶级，他们的主义完全是随着外界势力而旋转。五四以后，学生的力量甚至于可以打所谓“总长”“公使”，他自然亦乐得随着大家提倡一点新文化；这几年学生大倒霉了，不问政治的“死读书”，“开倒车”的“东方文化”，早已麻醉了他们，而且捶毁了学生的团结。于是曹酋正位于北京，吴贼鸱张于宇内；在这个时候，研究系还要新文化有什么用处呢？

　　要研究系乃至于一切“教育家”知道尊重“学生的权利”，亦是很容易的，只要大家再拿出五四的精神，像那样团结，像那样努力，以打倒他们心目中所谓“实力派”，那便他们这些奴婢们自然景然从风，再不敢拿出今天这样蛮横的“师长”态度来了。把读书的态度改变了他，把“东方文化”交给那些“冢中枯骨”去研究，我们加倍的活动起来，活动得他们发抖，他们才不敢蔑视“学生的权利”。

　　吴淞中国公学退学团诸君，以及最近各校因学潮而退学的人们，你们都是吃了他们蔑视“学生的权利”的亏的，我希望你们更清醒些，更努力些，散布到各学校去，为主张“学生的权利”而奋斗。

　　《中国青年》第三十八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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