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学术与救国|恽代英

再论学术与救国

　　（一九二四年二月九日）

　　学术是一向被中国人胡里胡涂地尊崇的东西。一般愚弄读书人的帝王，纵然在他“马上取天下”的时候，亦曾溺儒冠，辱儒生；一旦得了天下，为着粉饰太平消弭隐患起见，都不惜分点余沥，用各种名位爵禄，把那些所谓“学者”羁縻起来。一般白面书生，亦乐得与帝王勾结，以眩惑农工商贾，于是亦帮着宣传“宰相须用读书人”一类的鬼话。因此，学术遂永远与治国平天下，有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关系。

　　我自问不敢鄙薄任何学术。无论科学亦好，文学亦好，玄学亦好，我每看见那些学者们连串的举出一些西洋的人名，以及他们能在各种书中举出各种的材料，不问他究竟学问深浅，我总永远的只有甘拜下风。我以为我们总应当服善，总应当服一切比我们有才能知识的人。我看见无论什么唱京戏的，打大鼓的，变魔术的，我对他们都有相当的敬意；亦因为我没有什么比得上他。

　　但是我有一种偏见——或者是偏见罢！我想：倘若我害眼病的时候，我应当求唱京戏的为我疗治呢？还是请打大鼓的，变魔术的为我疗治呢？还是请科学家，（自然不包括医学家）或文学家，或玄学家为我疗治呢？我的偏见，以为他们都不配为我疗治眼病。我不是敢于鄙薄他们；但是我的偏见，对于疗治眼病这一层，他们一定是不配的，一定是不配。你们以为我的话太不妥当了么？

　　由于同样的偏见，我想：现在中国的病象太复杂危险了，我应当希望一般人唱京戏来救国呢？还是希望他们打大鼓，变魔术来救国呢？还是希望他们研究科学，（自然不包括社会科学）或研究文学，或研究玄学，来救国呢？我的偏见，以为这些事都不配救国。我亦何曾敢于鄙薄这些事；但是我的偏见，对于救国一层，这些事一定是不配，一定是不配。你们以为我的话太不妥当了么？

　　我说要救国须研究救国的学术——社会科学，真有不少的朋友，以为是偏见呢！他们定要说任何学术都可以救国；倘若我反对了这句话，他们便要判我一个“鄙薄学术”的罪名，我真太冤枉了啊！

　　我要正式申明的，我并不反对任何人，用任何目的，去研究任何学术乃至任何东西。世界上必须有种种色色的人，乃能成一个世界；这种事谁能够反对呢？我的意思，不过我们今天第一件事，希望真有些人能救国；因些希望真有些人能研究救国的学术。我第一是要指明，别的学术与救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靠别的学术救国，是靠不住的。第二是要指明，要救国仍非研究救国的学术不可，从前那种凭直觉盲动，是太热心而没有结果的事。

　　不过我这种话，无意的究竟侵犯了学术与治国平天下的神秘关系，究竟有一点排斥科学文学玄学于救国范围以外的嫌疑，于是终成了“过激”的论调了。

　　然而我错了么？

　　亦许因为我不会说话的原故罢！许多朋友说，我要叫人家丢了他所学的一切，都来研究社会科学。其实我那里有这样的大胆呢？

　　我的意思，只是像下面说的几段话：

　　一、我以为要投身作救国运动的，应当对于救国的学术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功夫。我们决不只是发传单，打通电，开会，游行；闹了一阵，究竟闹不出什么结果，便可以心满意足的，我们必须要研究。然而我们在研究之外，在合当的时候，用发传单，打通电，开会，游行乃至于其他活动，以求达到一种目的，自然亦是应当的事情，这正如学理化的人，必须进实验室，是一样的事。

　　二、我以为我们定要打破任何学术都可以救国的谬想。我们要研究救国的问题，不可信靠我们自己数理，文学的知识，亦不可信靠那些大数理家，大文学家的议论。我们最好是自己能多少研究些救国的学术，而且从有这种研究的人那里，去得着相当的指导。我以前只顾说救国，不曾说到吃饭的问题，我实在荒谬了一点。我们自然承认吃饭亦是一件重要的事，不能反对人家用任何技能去吃饭。因此，一般人学科学文学玄学来吃饭，谁应该反对呢？我们只愿请大家注意的，人怕不只是要为吃饭罢！你学科学文学玄学，你便可以吃饱了饭；然而你的亲友邻舍还是这样贫困窘迫，你以为这中间没有什么问题么？再进一层，人怕不只是学了科学文学玄学，便可以有饭吃罢！倘若科学文学玄学便可以给饭人家吃，又那里有新派，旧派，东洋派，西洋派，南高派，北大派，这些抢饭碗的好听名词呢？

　　我以为要使一切人的吃饭问题都得着解决，要使我们自己的吃饭问题，得着永久安定的解决，我们非加入救国运动不可，所以亦非研究救国的学术不可。我们决不反对人家用任何学术去吃饭；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在吃饭的余闲，大家注意一点救国的学术。我们不要以为吃饭的学术便是救国的学术，不要欺骗青年，以为吃饭的学术，比救国的学术更重要。

　　有的人说，我们研究学术，便是为的学术本身的价值，原不问他是否有用处，所以原不问他可以救国与否。这种研究学术的态度，我并不敢反对。人应当有顺着他自己的意志，以寻求享乐的权利。而且中国若能出几个牛登[顿]，爱恩[因]斯坦，便令亡了国，灭了种，亦仍可以留存着他们万古馨香的姓名。有时人家提及他们是中国人，我们亦还要分一点荣誉。不过我的偏见，以为这种荣誉，不享受亦罢了！我天天最感觉的，是这种贫困窘迫的惨状；我总要想有一般人把这些事挽救过来。我只希望一般青年，多花些精神，研究挽救这些事间的学术，这似乎比那种个人的享乐，与虚空的荣誉更重要一点罢！

　　有的人说，便令研究救国的学术——社会科学。他们岂能完全离开别的学问？我们不懂生物学，便不懂人性；不懂人性，可以研究社会科学么？研究任何一种科学，离不了别的科学，这是不错的。但是凡研究一种科学的，都有他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社会科学的，由他的出发点去研究生物学，便与本身是研究生物学的人，所持的研究态度不同。实在说，研究社会科学的，若他不要自己改变目的，成为生物学家；他只是要利用生物学研究结果所得比较满意的假设，以应用到他的社会科学研究上面。他固然可以因他的高兴，多作一番搜集标本或显微镜的研究；然而他若不能亲身去作那种研究，他只是利用别个曾作那种研究的人，发表心得的书籍，你不能说，他像这样便不配作社会科学的研究。倘若是这样，外国生物学家发表心得的书籍，亦多了；中国有研究生物学的人与否，我们自己曾经像生物学家那样态度去研究生物学与否，究竟与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

　　一切学术，都可以七湾[弯]八转的使他与救国发生关系，这是我承认的。但是没有救国的学术，而只有别的东西，终究永远不能收救国的成效。倘若我们为研究救国的切实方略，一切学术都可以供给我们一些基本的资料；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应去研究一切学术，这是说，我们应研究而接受他们所供给的那些资料，以供我们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倘若只有人供给这些资料，而没有研究接受他们，应用他们以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我看这与救国，终究是风马牛不相及呢！

　　所以便令我们认承一切学术，都可以供给救国方略的资料；然而说一切学术都可以救国，然而说，中国人研究一切学术，是一样的急切而重要，终究是靠不住的话。

　　然而一般青年竟被这些靠不住的话欺骗了。他们说，学校的功课都是一样要紧的。他们的死用心，不但为混分数，而且亦为的那些功课可以救国的原故。

　　载《中国青年》第十七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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