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恽代英 > 恽代英文集⑤ | 上页 下页
“训政”说研究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

  孙中山的学说,最足以应中国今日时局的需要,而最被人忽视置之不理的,我以为莫过于他的“训政”说了。他所说的民族主义,还有主持爱国论的人提倡;他所说的民权主义,还有崇拜民主政治的人赞同;他所说的民生主义,亦还有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表相当的敬视。但是对于他所提出为实现三民主义必须经过训政时期的一类话,却没有一个人肯注意。这真是怪事了。

  今天若有人说,中国非仍恢复君主制度不可,自然一定要受人嗤笑斥责,以为是无知愚妄。中国之君主制度,在今日君权迷信已经打破了的时代,要想重新建树起来,不是一件易事。只看洪宪的叛国,张勋的复辟,不旋踵而都归失败,便足为显明的例证了。再则现在虽然还有一般人梦想以为中国若行君主制度,当可以比今天情形好一点,这亦不过人类蔑恶现在而好梦想过去的事的通病。实则两千余年的君主制度,历史上已经将他的成绩很明显的表示出来。一个朝代很不容易有两三个圣明的君相。一个所谓圣明的君相,又每每是“鲜克有终”。所以两千多年的君主,真能造福于人民的很少很少,大概上焉者不过是能维持现状,为他一姓保持着他的安富尊荣;下焉者甚至于淫荒昏乱,领率或纵容一般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以引起天下的扰乱。他的成绩有什么可以说比这十二年来所谓共和政体好,我想若不是脑筋混乱的人,用不着我们再解说罢!

  但是我们只能说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并不比这十二年的共和政体好,同时我们究竟无法辩护这十二年的共和政体,有什么比两千多年君主制度好的地方。这十二年的政治罪恶,自然再用不着我们缕述。虽然有人说这些政治罪恶是中国在这过渡时代所不能免的现象,但所谓过渡时代,实在近于无聊的解嘲语。我们说我们是在过渡时代,然而我们似乎从未自知如何能诞登彼岸,我们似乎是摇撼震荡于万顷波涛之间,我们看不见所谓彼岸在什么地方,亦不知道有什么达到彼岸的法子。长此下去,我们是否终会不免于竟因这种摇撼震荡,以至全船倾复[覆],谁敢下一句断语?

  要想自己救拔,要想中国能安然渡过这种危险的过渡时代,我们决不是回头去乞灵于两千多年屡试无效的君主制度。但是亦决不是让这十二年的所谓共和政体,仍是如常的发展下去便可行的。有些人说,这十二年,中国只有虚伪的共和政体,我们要救中国,需要真的共和。真的共和可以救中国,自然说来似乎可信的。但是什么才是真的共和?怎么才会有真的共和?许多人从来不理会这件事。真的共和,是要一个属于人民的政府,受人民支配的政府,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但是这都是太抽象了的话。人民自然希望政府为他们谋利益;然而人民的见地,常只限于近处而不及于远处,常只限于一部而不及于全部。使政府属于人民,受人民支配,然而人民每只肯散漫的发表些不负责任的意见,甚至于除了切身的重大问题以外,每持一种冷淡放弃的态度,不愿多管闲事,希望他们能自动的组织起来,行使主人翁的职权,这简直近于理想。如此,则所谓真的共和,怎样会有实现的日子?

  世界上虽然有很多的共和国家,但是所谓真的共和,实在是不多见。人民的不肯行使主权,或不善于行使主权,并不是中国有的特别现象。欧美的人民,其实亦仍不过这种样子。他们的人民,对于许多政治问题,每遇总选举时,若非因身隶党籍盲从其本党的主张,便是在那个期间,很容易的为游说的演说家所左右。他们的产业发达,人民麕集于城市工场中,彼此的意见容易相互的影响,以蔚成有力的舆论,这自然是他们民治精神比较发达的一个原因。然而他们中间,除了劳动者自觉的显然成为治者阶级的一个对抗阶级,因而独立的企图他的政治活动以外,其余的人民,不过被动的为社会上有势力者所愚弄。所谓舆论每不过因资产家所豢养的报馆记者、演说家、教师、神父等种种暗示所构成。有些人说,欧美的共和政治,便是富人政治,有些人说,所谓德谟克拉西,其实便等于资本阶级的独裁;这并不是没有含几分真理。

  如上所说,可见中国不能一时实现真的共和,乃是不足奇异的事。中国以往是君主的专制,现在是武人的专制;欧美现在是资本阶级的专制。有人说,希望中国从武人的专制变到资本阶级的专制,何如?但这是没有什么理由的。而且不容易办到。人民的利益,若人民自己不知企图保护,希望一个人或一阶级为他们做事,总是没有好结果的。人不容易看别人的利益比自己的利益还关心,亦不容易看得和自己的利益一样。而且在现在经济制度之下,一个人一阶级的利益,每每便靠着蹂躏其余的人。所以将人民的利益交给资本阶级,与交给君主,交给武人,是没有两样的。我们只看欧美劳动界反抗的激烈,便可以明了这个道理。

  何况中国今天资本阶级想代替武人而兴,几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中国已经是国际经营的商场。中国本国的实业发达,外国的工厂要会因此失了他商品的销路,外国因此会召起生产过剩,工人失业的种种问题。所以中国资本阶级兴盛,是外国资本家政府所不愿见的。在中国这种扰攘不定的时局中,以中国资本家的富力,想不顾外国资本家的妒忌倾轧而培植滋长,以打倒一般武人,成为中国一种统治势力,其为无望自可显见。中国已经承受了列强八十年的经济侵略,中国资本阶级的兴盛便等于是对这种经济侵略的挑战。这自然不是一件易事。至于有时外国政客希望中国商人能掌握政权,这不过指的是一般做华洋贸易的居间人。他们决不愿中国真有大产业家掌握政权的事。

  总之中国要回复到君主专制,或变到资本阶级专制,不但于理不安,于事亦不可能。然而现在的武人专制又决不能让他延长下去。我们应当怎样办呢?无疑的,我们需要真的共和。但真的共和不是不容易实现么?真的共和,不是不可以实现的。一般人忽略了孙中山的“训政”说所以便找不着途径了。

  二

  孙中山在他著的《建国方略》第六章,有下面的一段话:

  “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第一为破坏时期……第二为过渡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县之下再分为乡村区域而统于县。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或于三年之内该县自治局已能将其县之积弊扫除,及能得过半数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归顺民国者,能将人口清查,户籍厘定,警察、卫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约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办就者,亦可立行自选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自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宪法制定,总统议员举出后,革命政府当归政于民选之总统,而训政时期于以告终。第三为建设完成时期。拟在此时期始施行宪法。此时一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此革命方略之大要也。”

  国人对于上所云云,多未曾经注意。一般热慕共和政治的,经此十余年武人之宰制,他们很急切的感觉需要革命。但是他们以为革命过后便即刻要施行宪法。他们决不会梦想奔走数十年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在他反复筹思所规定的革命方略中对于宪政时期以前,会认为有经过一个训政时期的必要。然而孙中山的见解所以超越常人,孙中山的建国学说所以有独到之处,正在这一点。

  在孙中山所说一县自治未有成效以前,是不能民选县官的。多数之县未能达到完全自治时,是不能组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在未能制定宪法举出总统议员时,革命政府是始终依彼自身所颁布的约法,保留训政之特权的。孙中山并不主张即刻民选县官,亦并不曾迷信中国只要有了一个无论什么宪法,即刻会实现民治。这种非常的意见,正是他所以没有常人的谬见,正是他的学说值得我们研究的原故。

  或者有的人说,我们打倒了不服从民意的武人政府,而换来一个不完全服从民意的革命政府,这如何能使人满意?但这两种政府中间,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武人政府是自私而误国,所以必须打倒。然而武人政府之所以能存在,非少数武人之力,必由人民散漫而不注意政治,故使他们可以盗窃政柄。现在打倒武人政府,并不能救正人民这种散漫不注意政治的情形;革命党若认破坏事业的成功,为革命事业的完全成功,结果是不会有什么真成效的。要灭除少数人的专政,必须人民监督力强;要人民监督力强,必须人民有组织,有参政的知识,这是革命党在破坏以后,必须任的艰巨责任。这所以必须一种训政的革命政府。

  然而训政的革命政府,又不是所谓开明专制的贤人政府,自然更不是什么非驴非马的“好政府”。训政的革命政府,是以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为目的的。他是要组织人民启导人民,使他们能实施宪政。他认为人民程度不及,是与主张贤人政治的人相同的。贤人政治论者,因人民程度不及,遂以为人民永只合居于保育之下,而不悟人民若不能早自生长,以达于能监督政府。这种所谓“贤人”,是会因为无所忌惮而中途变节,否亦不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患。训政的革命政府,则因人民程度不及,用种种组织启导之法,使人民进于能实施宪政。他是使人民进于能得着真的共和的。

  训政说还有与贤人政治说不同的最重要一点。所谓贤人政治,实际似与一般乡愚希望真明天子出世一样,他所谓贤人,不知是用什么标准测定的,亦不知怎样产生得出来。若说谁有势力可以统治中国便认谁为贤人,这仍是几千年相传“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势利心理,是不值得我们批评的。若说谁有势力可以统治中国,便希望谁为贤人,则与所谓“好政府主义”是对于曹锟、吴佩孚一种温情的恳求一样。我们只看几千年抱残守缺的儒生,总希望其君为尧舜之君,而结果没有不失望的,便可知这只是书呆子的痴想,亦值不得讨论。若说主张贤人政治者,自己,或对于与自己接近的人,实在有“当今之世舍予其谁”的信力。他们是已认定有所谓贤人,只是还希望这种贤人能获得政柄。但是他们所认定的贤人,究竟靠得住么?人情每不免自谀;才智之士,偶或受人称仰,尤易引起其过分的自信。人情对于他所接近而相契合的人,每不免阿其所好;与才智之士相接近,因相形而自觉不如,尤易引起其过分之推奖。今日国人所痛心疾首的武人争斗,若吴佩孚、若张作霖,即莫不由此等自谀与过分推奖,所以各自认为收拾中国惟一的人。惟其各自认为收拾中国的惟一的人,故不惜穷兵黩武以求一逞。所以这种贤人政治论,只足以助长此等内争,对于中国前途别无好处。

  训政说则不然。训政是革命党所组织的革命政府的职责。革命党是因为信仰相同的主义,所以结合的。革命党秉他们的主义,以军事行动,为国民做了破坏方面的事;他们仍秉他们的主义,以训政为国民做建设方面的事。国民若对于革命党的军事行动,认为是无可非议的;那便革命党有训政之权,自然仍是无可非议的事。但我们要注意是革命党有训政之权,不是任何个人有训政之权。革命党是秉他们的主义以训政,不是任何个人由他个人的意思以训政。所以革命政府的训政,是有一个大党在他的背后拥护他,亦监督他的。这种训政,乃所以完成有主义的革命事业,他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孙中山常说“以党治国”,训政便是以党治国的一个例。与所谓贤人政治,无理由的要人相信某人为贤人,全然是两样的。

  换句话说,所谓训政便是说革命过后要一种过渡的迭克推多政府,要一种革命党的独裁政治。这是必然需要,无须讳言的。有人说,俄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布尔塞维克党专政,这是不错的。布尔塞维克党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但是非经过布尔塞维(克)党专政,不能实现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革命,将亦要像这一个样子。国民党是为共和政治奋斗的。但中国革命过后,少不了须经过国民党专政;非经过国民党专政,不能实现真的共和政治。

  有人说,国民党专政不是容易使国民党官僚化吗?是的。国民党专政是必要的。国民党要不至于因专政官僚化,是仍须国民党人努力预防的。但是国民党人若能自知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经过这种训政时期;国民党人若能自知训政时期是有期限的,是以归政于民选政府为目的的;那便官僚化的危险自然少了。所以国民党要担负这个重任,党员要了解三民主义,与革命方略的真正意义,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

  三

  孙中山训政说,是从县自治、从乡村自治办起的。是主张革命军每占领一县,便可开始施行的。没有好的乡村自治,不能希望有好的县议会;没有好的县自治,不能希望有好的省议会与国会。中国要行共和政治,是少不了议会议员作政治中心的。然而这种议员的产生,没有好的县自治、乡村自治,自然没有法子防免选举的弊端,由这些弊端所产生的议员,自然没有法子防止他们营私纳贿种种的罪恶。有些人说中国像今天这种情形,最好不要国会,这话并不是没有几分真理。中国今天是永不会产生好的国会的。但是这证明中国今天必须要革命,必须要靠革命成功过后训政时期努力进行县与乡村的自治事业,以冀产生出好的国会来。若不主张革命与革命后的训政说,而只主张今天不要国会,这无异主张曹锟的独裁,无异主张直系的专制政体。这是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的话。

  我们若承认必须从县与乡村的自治做起,那便可知这种事业,在革命军每占领一县便可以实施的。革命军能占领一县便经营一县,这可以使革命的旗帜显明,使一般割据的武人不能假借革命的名义以图他的私利。十二年来国民辗转流离于内争,因他们所受北洋军人的荼毒,土匪军队的蹂躏,伪革命军的扰乱,使他们认不清革命军与别的军人的区别。我以为在此时孙中山训政说,尤其有研究的必要。他所说革命政府应颁布的约法,应当大家酌量情形之所容许,与事机之轻重缓急,以规定一种切实可行的明文,责成各地革命军遵照举行。如此人民自能了然国民党之所企谋,自然知革命政府与一切武人政府不同之点。我亦知这种明文的颁布,免不了惹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但革命军只要能得一大部分民众的赞助,只要能明揭主张与步骤,使国人知非有什么私人权利的争求,原无取于“每人而悦之”的办法。革命军亦惟其能这样,才可以使人民确实认识其性质,才可以博得群众深切热烈的信仰。三民主义复杂抽象而不易了能[解];训政的约法,是一部分具体的解释,可以使人民了解革命的旨趣。

  论到革命政府的约法应如何规定,是一件很需研究的问题,决非一两人所能计虑周到的事。革命军在未能平定全国之时,他虽占领得一部分地方,他境外有敌军,他境内还有敌党,革命政府的精力是不能完全用以对内的,他还须用以对外。是不能完全用以作积极建设事业的,他还须作消极防御事业。所以在这时候,革命政府的能力实在有限,一切太高远太理想了的话,一定没有用处。

  然而革命政府所必须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以为两件事是必须做的。第一是组织人民的事业。第二是教育人民的事业。

  人民没有组织,他们便不容易集合起来行使主权。然而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人民相互间没有什么经济上密切关系。希望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许多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其实这是产业落后的国民,当然的现象。这决不是中国民族性有什么弱点。要希望中国人能免于一盘散沙之诮,不是用什么合群互助的空道理,去向他们强聒;是要靠政治的力量,发达产业,或用其他的方法,使人民相互间发生密切的经济关系。所以革命党需要政权,用政权以组织人民,然后人民能有政治上的力量。

  在革命未完成的期间,发达产业自然不是一件易事。但革命政府即为安辑游民,以免他们受反动派的利用,亦当尽力所能的做去。至于除此以外,革命政府应注意人民自然的集合方法,在各种的自然集合区域中,为人民经营教育、娱乐,乃至辅助生产,便利生活的公共机关。这种机关的事业,自以革命政府财力所能及的为标准。这种机关的收入支出,以及事业的兴办停止,除革命政府大政方针所关系不能移易的以外,应使该区域中人民有决议、监督或备咨询之权。每区域的人民有公共幸福所关系,而又多少可以由其公共意思决定事业的一种机关,人民自然容易由此学习开会议事等种种习惯。他们亦然后知道公民权利义务的真性质。这种区域须就人民自然的集合而规划,亦是因势利导,使其易于常时利用此等机关,且注意此等机关事业的意思。

  其次,教育人民亦是一件要事。人民有了组织而没有教育,他们因为没有政治经济的常识,一定仍不善于使用主权,或不免惹出许多误谬,以至于危及民治的根本。在这时候,革命政府须负教育人民之责。此所谓教育人民,最注重的是成人教育,公民教育。在此时期,小学教育普通教育自亦可量力举办;但这相形起来,还关系较小,还比较可置为缓图。成人公民的教育,乃人民行使主权必要的一种预备,革命政府必须视为当前急务。

  教育人民之法:(一)是宣传革命政府的主义与各种行政的理由,使人民对于政治经济渐有明确的了解。革命政府用这种法子,固然为要得人民拥护,但这决不是愚民政策。他是要人民有正当的理解。革命政府倘若有处置失当的地方,他还是要能引起人民的监督改正。革命政府为此需要有宣传委员,常驻与游行讲演员,各种宣传的印刷品。(二)是供给各种参政的参考资料,使人民对于各种政治经济问题能有所根据以参加意见。革命政府为此应有报纸,或各种报告册,公布各种收入支出的预算决算,各种行政的规划,以及各方面对于政治经济的意见。(三)是给与人民试验参政能力的机会,使他们由经验得着切实的教训。革命政府为此在各种不至危及民治根本的事务上,应尽量使人民有使用政权的余地。遇必要时,固可以保留政府修政人民的决议的特权。但这总要不损及人民参政的热心为好。这三种教育方法同时并行,人民自然不至于不很迅速的进步了。

  革命政府组织人民与教育人民,最应注意使人民注意于他本乡村本县的事。我国所谓热心的人,每好谈国事而忽略地方问题。然而一般人民希望他注意国事是不容易的。他们若亦只知谈国事,结果仍会如现在各地议会,为照例应景,打些言不由衷的通电,今天争威海卫草约,明天争金佛郞外交案,究竟唤不起他们注意公共事务的真正感情。最要紧是引人民注意解决他最切身的问题,然后容易引起他们政治集会的热心,然后容易辅进他们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识力,如此,然后有好的自治单位。有了好的自治单位,他们举出的代表,都是有群众在背后拥护监督的人,那时制定国宪解决国事,自不至演今日国会议员的种种怪剧。

  再试想要实行直接民权的制度,能由人民创制、复决、及撤回代议士,尤其非有好的自治单位不容易为[成]功。人民非容易为政治集会,代议士背后非有容易集会的选举人团体,直接民权,终为不可能的梦想。由此亦可知每个自治的区域,将成为一个选举人的团体,县与乡村的自治,为真的共和根本的要务了。

  四

  革命政府应当使人民参政以学习参政,这是不错的。但是在人民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受相当教育以前,革命政府不能给一切大权与人民,而必须保留训政的特权,这是有主义,肯负责的革命政府必要注意的事。人民没有组织起来,实际无由产生任何有系统有计划的民意。这种散漫无教育的群众,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不负责任的批评,或者在被人煽动的时候,乌合的起来无计虑的做一种破坏事业。(从好的一方面说,自然革命的力量亦有一部分是由此得来的。不过从坏的一方面说,反动派野心家亦可以由这得势。)这样的人民若得了完全的政权,实际仍不能行使而很快的会落到一部分野心的人手里。故就事实说,革命以后,不是革命党专政,亦必是反动派专政。在未经过训政时期的时候,决不能有真正的人民政府。

  革命政府之必须保留一部分特权,亦还有别的理由。我现在可以指出三件事。

  第一,革命政府不能不消弭一切反动的对敌行为。革命政府做这些事,不一定能得一般人民谅解,亦决不能先请一般人民的决议再去进行一切。实在革命的成功,决不是靠将反对党斩尽灭绝。法国至今议会尚有王党,俄国亦并不妨害少数党社会革命党等的存在。但是革命政府必须于必要时,有裁制反对党的权力。这种权力,有时使革命政府要限制人民的言论集会,乃至侵犯其他的人民权利,表面看来,似乎革命政府仍不免有多少残暴的行为,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革命政府做这种事,自然一须确为出于万不得已,二须借宣传方法,解释一般人民的误会;但革命政府必须保留此种不待人民议决可以自由活动的特权。

  第二,革命政府要预防反动派利用游民,必须于革命后即刻设法安辑游民,与以工作。这种事亦不定能得一般人民赞同,而且革命政府无暇征求一般人民的同意。社会上最富于破坏力的莫过于游民。一般工商农人各操本业,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涣散而安本分。革命政府但能不与以过度的纷扰,他们事秦事楚总是一样的顺民。他们纵不十分了解革命政府的主张,若他们自身不至有何大的损失与危险,他们决不轻易起来作何种反抗行为。但是游民却不然。游民除了他的一身别无所有,他们乌合乌散,无主张,无组织,因此他们为求生活的原故,很容易受任何方面的煽动与收买,而成为一种大力量。法国革命是靠的巴黎游民,意大利棒喝团亦由失业的工人退伍的兵士所组成。由此可知革命政府在他根基还未稳定的时候,如何利用政权,赶先下手,安辑游民,与以工作,使反动派无从得反抗的武器,实在是紧要的事。这件事革命政府必须有充分的自由活动余地。

  第三,革命政府为组织教育民众,为安辑游民,为其他一切政治军事活动,必须筹集经费。为筹集经费,革命政府应当注意一不加增普通人民负担,二不过于扰乱社会平时状态。这便最要紧是在不劳而获的阶级中抽收财产税、所得税、募集公债,或甚至于暂时或长久的没收一部分财产。这种活动,在革命政府是必要的。这种活动若能处置合当,不劳而获的人虽不满意,亦或能体谅含忍;一般人民不会有什么反抗行为的。但这不能待人民同意。人民多半习于故常,而且为不劳而获的阶级豢养的人所造成的舆论包围住,革命政府这种运用之妙,欲求先得人民彻底了解,是不易的事情。所以这亦是革命政府必须保留一部分特权的原因。

  革命政府的特权,亦决不是无限制的。人民越进步,革命政府特权的范围越缩小。革命政府是决不应有垄断政权心理的。破坏是为求真的共和实现,训政仍是为求真的共和实现。为求真的共和而忘训政的必要,这与为求真的共和而忘革命的必要其愚谬没有什么两样。为训政而忘求真的共和这亦必是不忠诚的革命党所为。有主义的革命党,党员能热烈的为主义作战的革命党,决不应有此等事情的。

  我以上所说,不过就“训政”说表述我的意思。我希望还能看见许多有识见热诚爱国的人,大家考虑这个问题。革命的必要,是许多人知道的,革命以后训政的必要,许多人不甚知道。至于训政的着手事情,进行方法,许多人更不注意。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以为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

  载《新建设》第一卷第二期

  署名:恽代英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