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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民权运动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

  有人说中国所以闹得如此的糟,都因为几个没有良心的军阀政客所造成。所以激烈的人便说,让我们把这些军阀政客推倒,杀净。怯懦的人亦说,横竖这些军阀政客是要老要死的,只要我们乃至像我们这样的青年,将来能够不像他们那样的没良心,中国的事情终究有几分希望。

  这两种见解其实都错了。我们只要肯平心静气,想想现在所谓军阀政客,果然是非常罕见的坏人么?我们假定这些军阀政客没有机缘到他们现在所站的地位,他们只是在挑河水卖凉面,他们果然便会比别的挑河水卖凉面的人要坏上几千几百倍么?若说眼前我们所痛恨的军阀政客,他们实在不见得怎样的坏,他们实在不见得不比那些挑河水卖凉面的人有时还要好些,我想这怕不是谄媚他们的话罢!在他们身上有些坏处,这是没有疑惑的。但这些坏处,不见得不是你与我之所同有。他爱钱财,我们便不爱钱财了么?他闹意气,我们便不闹意气了么?便令让一步,假令我们真还能不爱钱财,不闹意气,你能够相信你周围的同学与朋友,亦能够这样么?果然如此,那便假令你能把这些军阀政客推倒杀净,你的同学与朋友都可以成为未来的军阀政客;许多挑河水卖凉面的人,都可以成为未来的军阀政客。你以为这能够杀得干净么?

  即如说你自己,你亦不要相信你决不会成为未来的军阀政客。你有一点机会,你便爱多赚,或少付几个不当赚而当付的款子。你的权力只要胜得过几个人,你便比较在他们头上有些不甚顾忌。你是高班的学生么?你说低班学生是应当服从你的小孩子。你是学生么?你说校役是没有与你平等资格的奴隶。假使你一天以万分之一的侥幸,居然一跃而成了有势力的军阀政客,你定能不像他们那样颐指气使,惟利是图么?我真不能够十分相信这是可能的事情。

  而且我们还要知道,一个有势力的军阀或政客,他做了似乎不讲良心的事,一半是出于他所不自愿的,一半是出于他所不自觉的。什么是出于他所不自愿的呢?他为他自己及家庭的生活系累,不能够不争求禄位。他为争求禄位,不能够不打些冤枉主意,做些冤枉事情。到了后来,仇怨结多了,像骑在老虎的背上,为自己的利益,乃至为自己的体面,都成了欲罢不能之势。他何曾不自知他做的事是有些不妥?但他便自知他做的事是有些不妥,究于他的行为有什么关系?

  什么是出于他所不自觉的呢?他到了有势力的地位,他自然难于维持他从前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每天要受一些谄谀。他时时刻刻觉得他是如何聪明有才干。他对于一切问题,亦与一般人一样有他的阶级的偏见,他自己觉得他的偏见有很充分的理由。纵然他显明的把一件事做错了,他旁边的人还要为他维持威信,想出各种强压或软化的法子。因为他们说,这是为办事与秩序,必得像这样做的。

  这种不自愿不自觉所作似乎不讲良心的事,是任何军阀政客不易免的。其实便是任何人一天站在军阀政客的地位,亦是不易免的。你盼望将来有很好的人站在今天军阀政客的地位,无论这是一件难于实现的事情,便令真正实现了,这很好的人是不是能免做这一类的罪恶事情,又谁能够知道?你看了今天身败名裂的人,固然骂他们是怎样的坏,其实原来他们未见得真比你今天坏得若干呢。

  我说这些话,不是专要宽恕这些祸国殃民的军阀政客,亦不是要我们觉得救中国便再没有法子了。我的意思,最盼望大家要先扫清那些相传的谬见,以为一国的好坏,只是取决于那些有势力人的好坏。我很盼望那些敢于与有势力人直接作战的,最好更认清作战的目的,以谋根本的解决。那些比较怯懦的,最好亦认清这个目的,以加入共同努力。中国的改造,并不像一般只知坐着烦闷的人所想,以为是没有办法。中国的改造,是显然有把握的。我们只望热诚的青年,大家向这显然有把握的一点前进,不要分他们的精神去讨论些不关痛痒的问题(例如女子剪发问题),去办理些无裨实际的运动(例如乡村改良运动),反使中国的改造延迟了时间,那便可以有成功了。

  我们要认清楚军阀政客的所以为怪,与其说是他个人不讲良心,不如说是只因为他的权力太大了。他可以自由的用他的权力,去谋他自己的福利,或满足他自己的意气的原故。军阀政客权力所以太大了,与其说是他个人专横暴恣,不如说是只因为国民的权力太小了,不知或亦不能监护自己福利,以致任凭人家鱼肉剥削的原故。国民权力所以太小了,与其说是国民愚懦不能联合,不如说是只因没有真诚为国民宣力的人,研究而实地的应用科学方法,创造出来国民的联合与国民的力量的原故。研究而实地的应用科学方法,以创造国民的联合与国民的力量,这便是有把握可以成功的民权运动了。

  人都是有对于自己的偏见的。我们在人群中不敢任意发挥我们的偏见,不是我们有比那些军阀政客好些的修养,主要的原由只是由于在我们周围的人,将要对于我们的偏见加以几种裁制的原故。所以军阀政客的坏,都因为没有裁制他的力量。倘若有了裁制他的力量,他自然与我们一样,不敢肆无忌惮的做坏人了。什么是裁制他的力量?我们可以倚赖别的军阀政客么?有时候是可以的。不过若只是倚赖别的军阀政客,这些军阀政客为他自身的利益,比为国民的利益更重要。你盼望他们互相裁制,不知他们只要开个三头会议,或什么军事会议,彼此把赃私分定了,便大家暂时可以相安无事。他们若真要打起仗来时,与其说他们是为国民的福利,不如说他们只是为自己的福利,不得已而出于这一策。只要他们各人都只顾为自己的福利,他们所谓不得已的事,将多得很,所以他们的私战亦将多得很。他们这种私战,不但无益于国民的福利,我们为国民福利的原故,还须有一种力量裁制他们全体,不使他们这样横行。

  我们靠什么力量裁制他们呢?最大最可靠的,只有国民的力量。我们不是绝对不可以靠一两种别的力量,不过别的力量背后,总要有国民更大的力量,一方在攻击时为别的力量作有力的后盾;一方在得了优势时,亦便可以监视裁制这所谓别的力量,庶不使他成为以暴易暴的情形。如何唤得起国民的力量来呢?我们不要说国民太糊涂了,太没有团结力了。我们倘若定要国民如何智慧如何有团体修养,那么中国亦只有让他长此终古好了。真要那样,不但中国将永远不应有国民的力量,即世界各国亦都不应有国民的力量。我们不要以为中国的国民便是什么天生的劣种。国民的没有力量,与其怪国民自身,不如怪可以为国民宣力的人。我们试看辛亥年的革命,国民几多人有推翻清朝的智慧?有几多人有作战的团体修养?然而两百余年的清朝,不是已经推倒了么?即所谓五四学潮,我们便说在那个时候许多人还不知道曹、陆、章是什么人,还不知道山东问题、高徐顺济铁路[1]是什么事,这亦不能说是过甚的话。但是他由一处蔓延及于各处,由一界蔓延及于各界,这样平和的运动,亦竟教政府退步了。其实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国民都有他潜伏的大力量。我们中国的国民,在上述两件事中,显然亦曾经表示出这种大力量来。我们现在要裁制那些祸国殃民的军阀政客,只要大家唤得起这种大力量,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要疑惑是不是可以由我们的意思,以唤起这种大力量呢?对于这一件事,我纵然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我很有胆量答应说这一定是可以的。我对于这件事亦曾想了许久。我以为所以这种大力量唤不起来,一是因为没有真心为国民做事的人,二是因为有少数为国民做事的,又没有合宜的为国民做事的法子。什么是合宜的为国民做事的法子呢?

  第一,我们要为国民做事,应当注意最下层没有知识的国民。一国的人,以他们占绝对多数。他们的脑筋简单,知识卑下。但是他们若有什么行动,却比较真挚勇猛。不像一般所谓脑筋冷静的知识阶级,总免不了畏首畏尾,有许多顾忌,有许多系念。

  第二,我们要为国民做事,应当注意从国民当前的苦痛说起。不可只顾高谈抽象的原理,令人漠然不生感情。我们应当研究这些私战的由来,直接税的恶影响,恶劣币制对于民生的毒害。我们要从这些事中间,显示出一般武人政客罪恶的实况及其根源,然后一般国民易于感受,易于了解。

  第三,我们要为国民做事,应当注意国民的感情冲动。不可只盼望国民有怎样高的程度的理解。我们平常假想,只有理解明确能使人勇猛力行。然实际殊不如此。人们勇猛力行的,不定有明确的理解。有明确理解的,亦不定能勇猛力行。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应注意人的行为的动力,是感情冲动而不是理解。我们只要能拨动国民的感情冲动,自然可以发生他自己亦莫明其妙的伟大活动。

  第四,我们要为国民做事,应当注意利用各种机会,引起他为群众的活动。不可只盼望国民有平时如何坚固的合群。群众的力量,不是靠他有个完密的组织。即群众的一种组织,亦不是平时所能建造成功。我们只有使群众在活动中来训练群众,亦训练自己处理群众的能力。

  第五,我们要为国民做事,应当引起国民自决反抗的精神。不可只引导他们请愿告哀,反使他忘了自己主人翁的身份,而养成倚赖家奴的软弱心理。我们不要发表任何条陈说帖式的论文,盼望那一位大贵人俯赐采择。我们要监察巡视一般军阀政客,对于那些越分或溺职的,要决然加以鞭挞刑戮,然后军阀政客不敢横行无忌。

  我这所说的,虽然很简单,不免有些疏漏,但我相信真能这样,必然可以唤起国民的大力量,有了这种大力量,不但眼前的军阀政客要望风披靡,即将来事实上或不免需要一种集中的权力,亦可以相信没有人敢用这种权力做一切非分的事情。

  我要奉劝一般真有志向的青年,你们要仔细想想罢!你们倘若要为中国做些切实的事,你们不应当只知道怨恨军阀、政客,而一方却只顾对于你们那刻板的功课,拼死的用功。你们那种用功,恰好只令你们将来成为这些军阀政客的走狗。

  复次,你们亦不应当只知道在这种黑暗的世界,以能做几篇仿佛有点意思的新诗小说,说得几句人云亦云的自由解放的新论调,便自以为得意。所谓新思潮新文化第一件要义,便是唤起一般人企求“人的生活”的自觉。我们很不盼望他变成又一种闱墨,又一种高头讲章,专供那些揣摩时尚风气的小滑头,拿去表示他的黠智。

  复次,你们亦不应当只知道在芝麻大的事情上面,表示你们的勇敢。男子固然应当废姓;女子固然应当剪发;不自由的婚姻固然应当毁约;不开明的家庭固然应当反抗,但天下事有缓急轻重,亦应当分个清楚。像我们今天在这种政局之下,不见得把姓废了,发剪了,便真算是人格光复了。我们却只知在这很少关系的事上面,做些惊世骇俗的行为,使一般国民惊诧我为异人。用这来自快轻浮的心理,或博取无知的赞叹,固然是可以的,若说用这来改革社会,未免轻重太颠倒了。

  复次,你们亦不应当只知道做那些显然很少功效的事情。例如没有计划的讲演,没有目的的办平民学校,枝枝节节的为学校为地方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盼望在全部未改造以前,能为局部争一个什么程度的改造。我们虽有时可以局部的努力,为争斗的练习,但决不可径认为我们争斗的目的。我们最要亟求有个全部改造。我们一切的努力,要有利于这个全部改造,那便局部的改造不费力便完成了。

  你们研究的对象,你们文艺的天才,你们活动的精力,都要注意唤起国民的大力量,以求全部的改造才是啊!你们为你们将来求免于罪恶的生活,乃至求免于被剥夺剥削的生活,不可不求国民有确实的裁制任何权力的力量。所以你们应多结合同志,多注意这些事情。中国的事情,便在已经觉悟的人身上啊!朋友!你已经觉悟了没有呢?

  载《学生杂志》第十卷第五号

  署名:恽代英

  注释

  [1]高徐顺济铁路事,指1918年为了修这两条铁路,段祺瑞向日本借款,日本提出以驻兵山东济南等地为条件,段祺瑞竟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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