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恽代英

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

　　（一九二一年一月）

　　（一）

　　我为什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呢？我认识现在的少年中国学会有如何的价值呢？我盼望将来的少年中国学会到如何的田地呢？我想这是每个我们学会同志应该自己反省的问题。

　　譬如说我的事情：我的入会，是起于刘仁静君的寄会务报告给我看，是起于我对于学会同志真诚奋斗精神钦敬的同感，是起于我想交结这样些朋友彼此在品性上有些补益，我亦想得这样的结合，或者于创造少年中国真个有些益处；但会员中除了仁静，没有一个平素相知的人；与一些不想[相]知的人，谈什么事业上切实的协助，自然是没有把握的事。而且我那时另有力不胜任的事务在身，一天忙到黑，还做不完，亦做不好；自然我亦再无功夫来管学会的事情。质而言之，我初入会，只本于一个简单的同情，盲目的向上，浅薄的广交见解，对于创造少年中国的实际任务，我入了学会，至多与以前感觉的是一样。有时亦想得我虽不能，亦不知怎样帮助一般同志，只这种真挚的同情，亦可以或者为同志们助兴趣，壮胆气。我入会的初心，不过如此而已。

　　自从我与各地方同志通信，至[自]从我到北京常常与同志们有些聚谈，或者一方亦因我智识有些进步；我对于少年中国学会，比较加增了些感情。自然我亦与别的同志一样，对于学会现状有许多不满足。但是我因与有些同志，比较了解的程度加增了；我确觉得至少有一部分同志，是真正对于创造少年中国有个决心。是真正已经，而且将要，为实现这种事业而奋斗而牺牲。我确觉得少年中国学会的将来，一定能成个有组织有意义的结合。

　　依我的相信，我们学会惟一的真目的，只是创造少年中国。我们要求学，但我们不是盼望做民众装饰品的所谓学者；是因为不求学得不着最合理而且最经济的创造少年中国方法的知识。我们要做事，但我们不是盼望做畅遂支配欲的所谓事业家；是因为不做事，不配说什么创造少年中国，或者至少亦养不成我们创造的能力。我们要结会，但我们不是盼望成就广通声气互相标榜的一个无目的或目的不正不大的徒党；是因为不结会不能实现个在共同目的下有计划的分工与互助的组织。所以我信求学做事结会，总之是为要创造少年中国。因为我们学会的目的，是在创造少年中国，所以是个有价值的结合。

　　我知道只有我一个钝根，到现在才见到这样。但是我虽知道每个同志都早便像我这样想；至于每个同志是不是都能思想得十分明确，我究竟有些疑惑。因为我知道究竟有些同志把读书太看重了，把创造少年中国太看得轻了；有些把做事太看重了，把创造少年中国太看得轻了；有些——特别是那些新加入的——大概看结会的价值，仍不过与我初加入时所感想的是一样。

　　我常想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要创造少年中国；但是每人不过只能这样读书，只能这样做事，所结的会在各人心目中只能有这大一点价值，这真能够达到创造少年中国的目的么？我们今天的同志，总算肯发奋做学问，总算肯发奋做人，总算肯不客气的彼此互相督责勉励。但是创造少年中国，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每个同志有学问，而且不仅要每个同志有品格；最要的是每个同志能自觉的联合于一个共同目的之下，有计划的分工与互助。中国不是一个人做得好的。联合便是权力。这所以我们为创造少年中国有结合为一个学会的必要。

　　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应该怎样做事？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联合？应该怎样立一个分工与互助的计划？我从前为这不量力的做了一篇“怎样创造少年中国”的长文，盼望像丢一块大石头到水里一样，激起很多热烈的讨论。但是我究竟想，这不够解决我们学会的问题。假令我说了许多无可辩驳的话，别的同志，未必遂能生实践的决心。假令我说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话，别的同志亦未必遂肯匀点时候与我作个有力的是正。其实还老实说些无论何人写上我那样一大堆，是不是有个同志肯把他读英法原文书的时候，开会做文的时候，腾一点出来，从头看他一遍，都是说不定的事。这个结果，使大家仍各做各的事，各说各的话，各想各的心思。我们的学会，除了出几本月刊，会员彼此写几封信，彼此说几句私人勉励的话，没有什么别的用处。

　　而且我们的学会，若真只这一点价值，亦何怪大家对于学会不热心。彼此除了一点私人感情以外，究竟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目的共同计划；亦何怪大家意思态度有点不同，便容易显出个沉闷甚至破裂的倾向。我们的同志，除了最初的一般人彼此都有几多年朋友的交情，彼此都是若干分量的了解以外；以后加入的人，既彼此从前不甚相知，而又散居各处，未曾有一次会晤；加以大家都是忙人，甚至于通信亦没有功夫。这样所以我常想得好笑：我们虽然彼此说是同志，其实我在许多会员心目中间，是个化外的人，许多会员在我心目中间，亦是化外的人。这又何望我们将来能够协力互助的创造少年中国？又何怪一点小故，都会引起误解，引起些沉闷破裂的倾向？

　　我写到这里，恰接着杨效春君的信，中间有一段他与方东美君在月下谈了一点半钟的话，东美说，“会员互相攻击，可使学会有生机，可使会员格外谨重。”他说，“攻击的结果就使是坏，亦不过使学会分裂。分裂的个体，仍可以各有生机。否则虽同一学会亦是奄奄然似死的。”攻击的益处，我十分同情。但效春对于学会分裂的见解，我有些不承认。我不怕学会真个分裂；但我想分裂是把没有生机的分子排泄出去的作用。倘若分裂了仍可以各有生机，我想那便大不应容他分裂。我们看清楚了创造少年中国是要多方面一致努力的事，那便我们要多方面努力，亦要一致努力。倘若同一学会便会奄奄然似死的，那便是想一致努力而不能多方面努力了，倘若分裂的个体仍可以各有生气，那便是虽多方面努力而不能一致努力了。无论在那一种情形中，都不能达创造少年中国的目的。然而我看我们的学会，倘若有分裂的事多半属于效春说的一种，不属于我说的一种。刘衡如君前次来信说得好。他说：“学会会员散处各地的太多了，相互错综的接触太少，个人间的了解深切的很少。再加上会员中因为事实上的关系，有些地方不能为学会尽力，于是会中公共事业看来似乎比从前冷淡些。由此激烈些的，见此情形，便变为愤激；谦退些的便变为消极。愤激与消极，在无相互了解的会社中，太易引起误会。误会发生，事务进行便受了阻碍，怕有分裂的危险。”我觉得他观察学会的实况很确切。

　　总而言之，我总觉得今天我们的学会，还远不够谈真去担任创造少年中国。所以只成就这个样子的，固然由于读书、做事、做人、联合的一些不尽得法；总结起来，只是我们还不能认识结会的真价值，所以不肯大家在这些地方而努力去求建设个大目的下分工与互助的共同计划。再推进一层，只是我们用以对内完成团体计划与事业的精力时光太少；所以关于学会根本的问题，大家没有时候思虑讨论，亦不觉有思虑讨论的必要。

　　（二）

　　我向来是主张会务减少的人。我第一次与左舜生君通信，便说我们结会以为国家社会；不要结了会后为国家社会做事太少了，为这个会做事太多了。实在这个意见，在我脑中占得重要的位置。我的意思，总只主张至多办一种月刊。大家腾些时候多做些直接于国家社会有益的事。

　　但是我现在欲又作一种想法了。我仍旧不赞成会务太多。但我想会务可分为对内的作用，对外的作用两种。我的意思，对外的会务或不可少，但决不可太多；因为多了，只是好名骛外，失了结会的初意。对内的会务，或不可多，但决不可太少；因为少了仍是冷淡散漫，结合与未曾结合一样。一直到今天，我们学会对外的会务，或者还不至太多；但对内的会务，确实是嫌少了。

　　什么是我们对内的会务呢？在北京还有间两星期一次，或每月一次，一二小时的常会，这少时候的聚会，已经是可怜；但别处并这都不能有。其余供给稿件，相互通信，这都是一般好事的会员，间或做做；其余不愿做或不能做的，便永远袖手做个旁观人。积时既久，这些会员，自己人家都嫌他为学会做事太少了，于是他自己要退会。若学会总只这样情形，亦何怪不能好过于这个样子。

　　我说对内的会务是注重求会员间相互的了解，求团体意识的形成，求大目的下分工互助的共同计划的成立。一个团体，真要为人类做一点稍艰稍大的事，不经这些会务的努力，总不能成功。今天我们学会对社会的信用，不能不说是虚名过于实际。其所以这样的，所用于文字上的功夫多，所用于发表的方面功夫多；而内部为学会自身不能有很多的活动。依我的观察，我可以承认许多同志是有力的个人，我还不能承认学会是有力的团体。因为彼此了解的程度太浅，团体的意识太薄弱，完全没有个分工互助的共同计划。长此下去，即令学会能勉强维持得永不分裂；将亦究只有个人的事业可言，没有团体的事业可言。

　　我们考察不注意对内会务的病根，可以说是：（一）我们多数同志本还不觉得一个圆满团体活动的不易，亦或不觉得创造少年中国有团体活动的必要。（二）每个人把个人的学问或事业看得太重要，令自己太忙碌，没有精神时力考虑处置一切学会根本问题。（三）一切发表的文字，太注意求社会的赞许，太不注意求自己的了解。譬如论理文字，多谈学术的，少研究学会问题的；记事文字，多说别人事情的，少谈自己活动的。结果大家不知彼此正做，而且要做什么事情，想赞助都无从赞助。（四）会员彼此关系太少，平日漠不相关，半个月一个月会一次面，所研究学科既不相同，所从事业亦复各异。这样盼望以一个宽泛的学会名义，偶然的供给稿件关系，可以结成死党，谈何容易，这还就同在一个地方的会员而说，若不同在一个地方的，并声音笑貌，亦想不出个彷彿样子，这又盼望彼此生什么感情？

　　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我觉得我们同志还有个错误的见解。便是太注意了将来，太不注意现在。我知道许多同志的思想，总以为非有大学问大能力不能为少年中国做什么事。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是仅仅有独立的大学问大能力，还是不够；一定还得有个大学问，大能力的大团结。今天不仅预备学问能力是要紧；预备个圆满有力的团结更要紧。有些人想得等到有学问能力了，再讲团结不迟；但是他不曾想到非先有团结，学问，能力不能到满意的田地，非先有团结，并团体活动，亦不能到满意的田地。然则试问我们学会除了几本月刊，几个例会，几封敷衍应酬的信札，还有什么有切实的团结作用的呢？

　　而且每个同志若长此独立的样子下去，我不敢说将来必无丧志变节的人。每个改造社会的事业，常要经过许多困难许多挫折；每个改造社会的生活，亦是这样。我们的同志，意志各有强弱，能力各有大小；只要人自为战，自然对于这种事业与生活，有的能胜过困难挫折，有的会反被困难挫折胜过了。这样，我们便不谈每个人用力的不经济，只看对同志的前途是如何的危险！

　　特别是对于生活问题，我信同志必须互相帮助；然而在现在情形中，实在无从互相帮助。一则我们不知道彼此现在的地位，再则我们不知道彼此真正的志趣，三则我们不知道彼此处世接物性情态度的长处或短处，四则我们不知道彼此实际的能力。我们要从生活问题方面帮助朋友，不仅要知道朋友的优点，亦要知道他的弱点，那才可以为相当的事，择相当的人。在生活问题上彼此互相帮助，我不是说像一些政客为饭碗问题而成群结党。假令我们同志中，曾经杂有不配得正当生活帮助的人，我们当请他出会，否则至少亦无为他介绍职业的责任。我的意思是说：假定我们真有创造少年中国的志愿与能力的同志，我们彼此应该有就他的地位志趣性情态度能力，为他择合当的事，以便于他容易发展他的能力，于正当方向。我们为少年中国应当这样做；我们这样做，决不是为学会私利，更不是为个人私利。

　　但是要想从生活问题方面互相帮助，非先求彼此相互了解的增进不可。若只能像今天的样子，我们便胡乱的互相帮助起来；结果把不相宜的人投到不相宜的地方，若要更易他便会大伤友谊，若不更易他又会成了私党的援引，于是少年中国学会成了不堪的一个结合。若只能像今天样子，我们完全不互相帮助，让每个同志到职业界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杀一条血路；意志弱的能力薄的，每易沮丧屈服，否亦会因压迫剥丧的结果，使精神上终身受恶影响，为创造少年中国前途的大害。

　　岂但生活方面的互相帮助，应当急于求彼此相互了解的增进，便要求我们同志事业上的互相帮助，亦是一样，曾经有个时候，我们学会里要求同志减少别的关系，以多些的精神对付学会的事业。然而我想学会若不定能创造少年中国，教大家把别的事业都丢掉，专心来著书做文，为少年中国学会装修招牌，我首先便反对。若学会同志每个人都真为创造少年中国而来，那便他别的事业，或者应该都是创造少年中国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他的进行，怎应该因要他著书做文反劝他丢掉？我们的同志，于团体的活动外，自然应该有他的个人活动。但一个人若非患多重人格的（Multiple Personality）或怀贰[二]心的，或假冒为善的，他一切的活动，应该有个一贯的宗旨。照我说，应该都是为创造少年中国而做的。今天我们所以把个人的活动完全看做与学会无关的，仍是出于彼此不了解，一方既怕他不肯供献做学会的事业，一方亦怕他不肯接受做学会的事业。而且彼此性情不相熟习，事业真象不甚明白，学会究竟的趋向的步骤，没有一定，所以大家不能信赖。结果只好人自为战，一件事做一件说。这既容易加增我们的不了解，而且减了我们许多力量。

　　从各方面说，我们不可不趁现今十分注意于对内的会务。我们必须把读书做事的时候，为少年中国节省一点下来，做这一步的功夫。我们若真是有个目的结合拢来，我们必不可各人只顾自己，不肯为少年中国前途忍受一点不便利，以致永远如此盲目的分道扬镳。

　　中国惟一的希望，或者在少年中国学会身上了。朋友们不要菲薄自己，不要轻看了自己学会的问题。

　　（三）

　　倘若我上面观察的不错，我为学会的将来，想预说几句话，给大家批评讨论。

　　第一，我以为学会不可不有会所，会员非必不得已，不可不居住于会所内面。从前我在北京时，陈愚生君曾提此议，未能成功。我常想有些北京会员，大家住处不十分相远，却必各寻宿舍；固另有别种不得已的情形，然为学会将来起见必不可不改这个弊病。自然今天在国内的人很少，而且经济能力所限，一时没有设立会所的希望。但是我的意思，非大家能有个共同居住的地方，彼此不能十分了解，共同做事的修养能力亦养不成功。我的意思，还不仅盼望能居住会员，而且还盼望能居住会员的妻子。若以一定的手续，出一定的费用，并能容纳认为有希望的会外青年居住，便更好了。自然这个会所，有些可以仿佛学青年会，兼做一个青年的俱乐部，为社会上做点实际事业。

　　第二，我以为各地会员不可不有共同事业。愚生曾说在北京创印刷局或书社，舜生亦说在长江一带办学校，报纸，均以学会同志共同经理之。这种办法虽一时难成，终不可不努力。我说要有共同事业，意思是不仅指着可以服务社会，而且所以求大家更容易共同居住，否亦更容易共同聚晤。我从前在北京看见那里会员，每半月或一月才有一两点钟的聚会，而聚会的时候，许多同志或迟到，或早退，或且缺席。自然这些同志都是有别的太多事情，不能都到。但是我想若不一方要大家觉得时常聚会的必要，一方同时为他们造些时常聚会的机会，这弊病将永久存在，那便同志间相互了解永不得比今天好些。这样，所以有建设共同事业的必要。而且我亦信有些经济上相同的利害关系；团体意识格外容易形成；这比空谈的精神结合，必然切实几多倍。

　　第三，我赞成光祈所说国外旅行团国内旅行团的办法。这亦最好有个共同居住的会所，或共同经营的学校或商店，为旅行者寄居之地。为大家便利，我想与其要酒食酬应，徒长奢靡之风；还不如各就地方情形，规定一定火食费用，由旅行者自己担任。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每两个以上会员会晤的时候，要多有时间自由谈话，最好有一两天家常生活的相处，这样便略可以看出彼此的真人格，真性情，以便于将来彼此的互助。

　　第四，我以为将来对内仍宜刊印会务报告。以后同志的人数越众，在国内国外做事的人越多，所做的事越彼此不同，靠月刊背后几面的会务报告与通信，必不够供传达消息交换意思之用。这种对内的文字，让他太占多了月刊的篇幅，或者亦非爱读月刊者所欢迎。那便为促进学会同志彼些的了解，有仍另印会务报告的必要。

　　这是就我偶然所感想的，我亦知道此时同志个人乃至团体的能力，一刻还办不到。

　　（四）

　　但有一件事，就我想能够办而且应该办的，便是我在评议部提议的，明年七月合国内日本南洋全体会员，在南京开三天乃至七天大会的议案。兹将原议案附于左方而加以说明。

　　“为同志间团体意识的完成，为团体中各种问题切实的讨论；为求各地同志相互了解的增进；为使各地同志有合当游息内省的机会；为便于学会以外的同志朋友了解我们的真精神，亦便于我们了解他们的真品格，以渐能介绍入会，我提议每年的大会改用下列的办法：

　　（一）每年大会从七月一日起。如各处到会的人实不便利，便改从七月十一日起。至少有三天的聚处，能多至七天十天更好，这几天中到会的人食宿都在一处。各种会务亦多令其为对内的；而少为对外的。

　　（二）开会地点每年更易，总以便于各地会员到会，而又隔离尘嚣，有山水可供游赏之区：如南京西湖庐山衡山等处均可用。

　　（三）每次年会地点，前一年或半年即决定公布。凡愿到会的，会员收杂费二元，非会员收杂费一元。旅费自备。火食费预缴由推定的会员担任筹备招待。

　　（四）各地会员务须她求全体到会。非会员愿到会，须得会员一人的介绍。

　　（五）会务约为（1）各会员报告一年来读书做事的成绩；（2）对于学会进行的讨论；（3）将于学会同志相互的箴勉；（4）同志间的个人交际；（5）同志与到会的非会员间的个人交际；（6）名人的讲演；（7）游览及参观。

　　（六）名人讲演，为表同情于学会的先觉，蒞会为义务的讲演。讲演能为连日有系统的学术或别种讲演为佳。

　　（七）此案若大家赞成，明年大会拟在南京举行。此事于十年一月便当决定公布。由南京同人互选出筹备员二人或四人，将地点，时期，聚会秩序单，各地到会旅费，火食费，均一一预定，至迟三月以前即当通告日本南洋及本国各地会员；以便大家筹备到会。在欧洲的在美洲的同志，亦可同时各择于一个地方聚会”。

　　为什么要求同志间团体意识的完成？为什么要求同志相互了解的增进？这前面已说得多了。团体中各种的问题，我想须得有个机会，集合多数会员切实的讨论。例如我们学会应取的主义，以后求学做事应取的态度，乃至我所说分工互助的共同计划，这不是有个大集合，彼此不能把歧异的意见，切实加个商量。这种商量原不必遂有很强的拘束力量；但若竟缺乏了这种商量，将意见步骤永无渐趋一致的时候，而且有些关系稍为重大，必须有个一致的规定的，不有所规定便无以达创造少年中国的目的；由少数人规定徒然惹起不同意分子觖[绝]望破裂的恶影响。这样所以为切实讨论这些问题，有大集合的必要。

　　我们不能不介绍会员，又不敢轻于介绍会员。我们虽说介绍会员，先介绍其通信或面谈；但实际这些事都不很易办到，我们大概都是太忙了的人。虽知道找新朋友是要紧，但是许多时候，竟很难匀出时候与那些不定能彼此满意的朋友接洽往来。所以每每甲以为可望的朋友介绍与乙，乙不能便拨些时候去访问讯候他。这样结果所说介绍通信介绍面谈，竟成空话。这种情形不改，介绍入会以前，所有慎重手段既做不到；那便不得已须介绍入会的时候，仍只好用以前草率些的法子。这是如何可安的事呢？要救正这弊病，最好使会员有个长期对内的结合，这个时间，专注意为学会做事，那便至少有机会与到会的学会以外同志接洽了。

　　读书的人，怕变迂腐了；做事的人，怕变油滑了。一年之中，得几天游息的时候，没有什么对不住社会。而且在这游息之中，可以聆前辈的教益，得朋友的切磋，规划个分工互助创造少年中国的计划，这亦算极有益的活动。这都是我所提议南京大集合的益处。

　　这会想从七月一日起，是想就我们学会成立的纪念日子。但若有些同志所住学校，或到六月三十日才放假，那便怕不能如期到会，所以想稍改迟些亦可。所以至少有三天聚处，能七天十天更好的，因会期太短，了解的效验不著。所以到会的人，食宿必在一处的，这样精神才格外团结，当时同情心易于激发，过后亦令他永远不能志记。各种会务特别提出须多为对内的，而少为对外的；因我们这几天原为以学会的团结，谋社会最大的利益。所以精神格外宜求其集中，不要枝枝节节徒耗精神于舍本逐末的事。

　　开会地点每年更易，所以加增兴味之法。地方必求便于多数会员到会，故宜长江一带。必须避免些会外的事务与交际，故宜隔离尘嚣。必须每日聚会余暇，可以结伴游观，故宜取山水名胜之地。

　　年会地点，我想以后最好是前会决定次会举行地方。到会的杂费，非会员少于会员，所以欢迎外客之意。旅费火食费既都自备，则此会很易举办。筹备招待的会员，亦宜前会举定。

　　各地会员，苟非万分的不得已，必须求其到会。我的意思，是以为我们既觉有结为学会的必要，那便这种关系学会发展完成的学会，不应以很小的不便，便不到会。非会员到会须得会员介绍的，因为我们所以要非会员到会的，是因盼望因而得着新会员，或者即令不能成为会员，亦盼望他将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会务如议案所表示的，无取解说。

　　所以要名人演讲的，是取可以得些学术或事业上指导的原故。自然片段的名言，亦可于我们有益，不过我们宁盼望连日有系统的讲演，更有些切实益处。

　　明年取在南京试行的，因南京对于各地会员，较为适中，而又有多数南京会员，可以筹办一切事务。评议部议案当十年一月公布，所以便于南京筹备员筹备，南京通告当三月发出，所以便于各地会员预备到会。筹备员，只定二人或四人，因责专而事易办；自然别个会员，仍当酌量帮他的忙。议案所说的，还是我一时所想及的；其他还有应筹备应通知的事项，南京会员应当筹议加入，别处会员亦得发表意见，供南京筹备员采择。

　　欧美亦可用同一方法采择一个地方聚会。嗣后我们学会一切大方针，都将从这两三处大会公决。而且各种职员，亦便可以在此时投票选举。

　　就上面所说的，我很信这种年会应当举行。至于每个同志为这种年会，自然要破费点功夫，破费点金钱。但我想无论这里还可以见着许多闻声相思的好朋友，并可以见得着梦不及的些好朋友，又可以得着些极有裨益的好教训好箴砭，同时又可以有游息观赏之乐；即令没有这些好处，我亦觉得我们为少年中国有些必要这样做的理由。

　　我们为少年中国，应该牺牲一切我们所能够牺牲的。何况这件事原没有什么牺牲的地方？岂应以一点不便利遂不肯到会么？

　　我说这些话，不是想以死板板的道理，要挟各位同志。便令这个议案不能通过，便令永久没有我们多数会员聚集的机会；我亦决定了个志向，将从今每年作至少一度旅行，到各处访问我们的同志以及会外彼此相知的人。因为我真感朋友不了解的苦痛极了。十分了解的朋友不多，永久不能为中国为人类做大一点的事。

　　我这篇文写完了，又接着舜生转来田寿昌君致曾慕韩君信，畅论评议部前次通过有宗教信仰不许入会议案之非。对于寿昌这封信，读过一遍，无论如何，亦不能不感些非理性的爱。但是我对于评议部原案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自信他不是没有理由。因为诚如舜生所说，倾心艺术效死主义的，不是宗教信仰；我亦说崇拜耶稣个人人格，崇拜新约爱的精神，崇拜哲学文学的泛神论的，亦不是宗教信仰。（若不如此，我便是信有个主宰宇宙的Unseen Power的人我亦成了宗教信徒了。）舜生说“我们所谓宗教，系指有教主，有教条，有仪式，而又专狭此教以排彼教者言，”我对于这话最同意。但是“宗教”名词的解说，人人意见不能一致。我这样想未必寿昌肯这样想。那个议案，只凭几个评议员的意思通过了，我亦自认草率的错。这样亦可以看见大集合的必要。这亦可以证明我上面所说重要问题少数人规定，易惹起不同意分子觖[绝]望破裂恶影响的话。我的意思，评议部暂行将那条议案撤销，留待以后年会，详细辩论，再行规定，似乎好点。其实我亦还想评议部的职权，亦须得在年会中规划个明白，总不好由评议部自己规划呢。

　　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七期

　　署名：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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