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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书社


  (一九二〇年十月)

  (一)

  利群书社是一个营业的机关,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是一个修养会社的结晶体,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

  何以发生这样个利群书社?

  第一个原因:便是有许多修养小会社。这种小会社第一个成立的是互助社。互助社的开始,只有四个会员,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他们因为助人的原故,决定除了欢迎新会员以外,不拘名义、不拘办法的帮助人家成立别种会社。当互助社第二组成立时,取名定章,本没有什么成见。不过后来不期大家同意,决定完全采第一组一样名义、办法。这样的推行到互助社的第五组。后来进行便似乎有些停滞了。这时候仁静、济川、兴焕便仍本不拘名义、不拘办法的精神,与别的朋友组织了一个辅仁社。毓兰与别的——他黄州同乡——朋友组织了一个黄社。代英与别的朋友组织了一个仁社。大概目的都是一样,不过有说是成己成人,有说是促进三育罢了。这样的过了半年多,治平等看见了互助社开会的情形,便觉得很有益处,因另组织一个会。这样又成立了一个为我社,后来改名日新社。从前组织的仁社渐渐呈消灭情形。毓兰、焕星等为图各校间的联络,又发起了个健学会。现在利群书社的人,有的是互助社的社员,有的是日新社的社员,有的是辅仁社的社员,有的是健学会的会员。这是书社成立的时候,就彼此了解些的朋友,先试验共同生活的意思。所以说书社是各个小会社结晶体。

  第二个原因:便是因为如上所说的各种会社,开始都系以助人为号召,或者这种勤劳、牺牲的修养,使大家易于接受新文化。从《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出世后,业裕、以新、毓兰、济川便发起了《新声》半月刊,从事新思潮的研究。这个刊物,内容实在浅薄得很,但却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或者亦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新声社的社员为了这个刊物,捱了许多的骂。但是便这样的越发助成他们成了新文化的研究者,亦助成所有互助社乃至别的会社的社员都有些趋向于新文化旗帜下面。一直到了现在,利群书社的分子仍勉力本着他们勤劳牺牲的精神,做他们文化运动事业。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代英是个向来最爱看杂志、亦爱投稿事业的人,所以与杂志界有些来往。《新潮》出版的时候,托他代售,后来《新青年》亦托他代售。这个时候,代英正在中华大学任有职务。他因见青年有知道世界最近政潮、思潮大概的必要,屡提倡学生多看杂志。积了一年的力量,又值“五四”以后新文化的花遍地茁发,又值绍文从北京回,在中华大学设书报贩卖部,于是看杂志的风气才渐开了。这个时候,遵芳、光耀亦在校另设书报代售部,把代英所代售的划入该部,又另外邮索了许多书报,营业情形还好。到九年一月,代英辞了中华大学职务,预备到北京去。因为保存代售新书报的场所,且扩张他的销路,所以决定在学校外面建设一个商店。这便是我们组织书社的步骤。

  第四个原因:便是因为互助社的社员,在民国七年上季,社务进行极圆满,社员彼此很相互了解,无形之中似觉成了一个特殊的关系。新声社成立以后,他们渐有共同生活的感想。到周作人先生等鼓吹新村的时候,在《新声》上毓兰便有一篇文,名字叫做《新生活计划》。这才把共同生活形之笔墨。接着代英又就他这文加以商榷。那时的意思,所谓新生活,便只主张从比较了解的人、由轻而易举的办法办起。不过那时候是想在乡间适当地方组织个自给共产的新生活,没有想在城市中怎样做。接着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了,王光祈便写信给家菊、代英,盼望武昌有个同样的事业。在这信未到之前,家菊、代英、光耀便对于这件事有一度商议。起始的时候,想组织一个书店,供给六个工读同志的火食。那时家菊、代英已有辞学校职务的心思,亦想自己加入。这样个成议,延捱了许久,没有实现。原来那个新生活的精神,又搀了许多进来,结果在九年一月,遂发了《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那一篇宣言。因为事实上的便利,亦决定不用北京工读互助团办法,只注意练习职业生活,练习共同生活。非必不得已的同志,书社不为代任火食。这样,便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利群书社。

  一件事的发生,原因每每极为复杂,详细的、有条理的叙述出来,令自己亦感觉得很有兴味。归总一句话,利群书社或者是我们各方面努力所得的总数么?

  (二)

  倘若要叙述利群书社最初开办的历史,或者更是极有趣的一件事。

  在开办的时候,实在是只是很少的钱。代英从前就职的薪俸,一由贴补家用,一由随事挥霍,向来没有剩余。到与家菊筹划建设书店时,原拟开办费二百元,由发起人分任捐筹。代英此时预定把下月薪金六十串文,全数捐作此用。代英有个伯父,是一个旧式的好人,他很赞成子弟做生利事业。这件事被他知道了,他便力与赞成,答应便是一两百元,他亦可以捐助。这一说自然眼见事在必成了。

  因为这个事业,预备在假期中进行,所以定议后许久,没有进行。后来代英下月薪金,又逐渐为必要的事而扯用了。这时候他只恃着他伯父那一句话,除此以外没有把握。

  及到要兴办这事的时候,他向他伯父要捐助。他开了个五十元的口,隔了一夜,他伯父却只筹了二十圆给他。这却令他大失所望。但他亦想还聊胜于无,还想勉强努力的试干得看。在书社服务的基本社员,亦决议至少在开办的两个月中,不把火食费用累书社。所以他究竟还不肯放手。

  后来他辞职到北京读书计划决定了。书社的房屋亦因为没有内老板,至于遍觅不得合当的地方。以新、光耀等又怕书社真个办成,营业的麻烦太耽搁了读书的时候。这几种原因,遂令他们决定把这件事停搁不办。

  但这个时候,焕星、书渠极热心这个书社的实现,光国、治新、光耀、昌绪都很倾向为这种书社效力,以新亦不愿固执己见。等到代英职务已经辞脱了,因焕星等的大活动,在焕星临回湘的前一天,他仍将房屋商好,把一押一租的房金付了。这样便书社的事在所必办了。

  这时有几个钱在手里呢?最初只书报代售部转来钱三十五串文,及代英伯父所捐有二十圆,这便是所有的资本。从这样的资本中,第一二天便付了房租二十六串,桌椅及厨房用具共约三十三串,这便剩余无几了。搬进书社的日子,正是阴历年底。本来明知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但因怕新年租不好合式房子,只好拼着多担任一点房租,只作为是大家住栈房一样。大家既然搬进来了,亦想着不管有没有生意,横竖开了门做一笔生意总可以贴补一点,于是清理了两天房屋,在一天大雪的日子,把店门便打开了。

  我们为节省费用,亦自己练习勤劳。什么书报书架什物,都自己搬移。穿个长衫,背着一人长的书架子,或抬着桌子,提着几十斤的书包,这都是大家破天荒的劳动生活。我们开始只说以新、光耀两个人住书社内面,自起火食;代英等每日来服务、读书。第一天以新等自己烧火,半天不燃,食物半天不熟,一闹一天,别的事都几于不能做。这样,看得势头不对,又约了书渠、光国、光楚进来。遂约定以新、光耀、光国、书渠、代英轮流烧火做饭及市面服务。大家都是外行,自然每次做饭耗时很多,然仍每弄得夹生或焦黑。好在炉火油盐任意的用,每次饭如看势不好,便加水与油盐,索性一煮。大家吃这种半干半稀的饭,倒亦格外快活,每顿饭吃到没有余粒为止。菜止[只]规定有两种蔬菜,只是猪油用得多,味亦很可口。这个时候一天固然做功课很少,但大家住得非常快活。他们说:这是老太爷养成所。

  还有味的,便是开始没有许多铺板。他们决定楼上便就地开铺,楼板上糊报纸一层,被褥便放在上面。四个人睡的地方都连接在一处。在那寒冷风雪的时候,大家仍然觉得很好。阴历新年的时候,他们唱歌谈话极为畅快。

  至于生意呢?第一天卖了八十文,第二天卖了四十文,第三天卖了二十文,第四天卖了五百余文,第五天卖了二串余文。从这以后,大抵每天可以有几串文的生意。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招牌,便由书渠写了个纸条子贴在门上,日久又破了。人家只听说有个利群书社卖这些古怪的书报,许多人找了几多次才找着。我们那时书架亦很矮,书亦很少,房子又破烂不堪。现在回头想起来这把戏,自己亦好笑。但现在因陋就简的地方仍然不少。因为我们总信量力做事比虚张声势的好些。

  后来寒假开学了,到书社中服务的人渐次多了,生意亦渐好了,房子亦经房东油漆过了,书架亦加上两层了,但是招牌仍是许多时候才做好。房子又小了,一个楼上由住四个人加到住八个人。天气热了,人既多而物件放置又很凌乱,每天在上面的人,完全被瞌睡虫笼罩住了,而且怕害病。那时他们大找其房子。找了几处,仍然因为没有内老板,许多房东不放心租借他们。后来书社后面的房子里,出了新婚夫妇悬梁吞毒的事,于是这个出鬼的房子没有别人租,他们经人家介绍,每月给十五串租过来了。这便是利群书社的一部进化小史。

  (三)

  现在利群书社已经成立了半年多了。我们那样小的资本,亦那样寻常的生意状况,靠什么能维持这久,这值得注意研究。

  我们自问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些是冒险试验。卖新文化书报的处所,这以前武昌几于没有两处;而他们卖这类书报,又只是附带营业的性质;武昌人购买这类书报的,据我们知道为数不多。这样便生意能否自己维持,是毫无把握的事。所以我们量力开办时,一切从简。预计由书社只任一个人的火食,再加房租杂用,假令试办两个月,一个钱不卖,亦只亏折得五六十串文。我们在初办一件事时,固然不能计出万全,但假令失败了,我们是否有力量担负这个损失,这不得不预先计划。

  我们所有的书报,都是由代英经售、新声社经售、书报代售部经售的转入。此外又函索了些新书。这些书报,都讲明了卖后交价,亦不预缴证金,只是靠人的信用作担保。自然这样便有些书报函索不来。为营业体面起见,自是不妥,但我们的意思,为前途的安全,宁费力想别种方法进行。若必然不能成功,便暂缺这项货物不办。

  我们开办的时候,已完全把书社担任每人火食的意思打消。每个人仍照他应出的火食费筹缴,只实在无力筹缴的,由书社代出。起始书社只出一个人的火食,后因开学了,许多社员白天都要上课,所以另雇了一个童子,每天煮一顿饭,带着送报。这些时候书社的生意逐渐好了,然每月开支总只在三四十串左右,此外稍置了一点什物,结果核算亦不能赚什么钱。所以假使我们真要顾每个人的火食,一个月中平添了二三十串以上的开支,早已亏折得站不住了。

  我们自己规定的章程,每月底必向发行所清帐,只须售价满一元以上的,通常必不与压积。这样便可免致负债累而可以加增信用。

  我们原定的采办书报标准,总以有价值而武昌没有几多代售处的为主。因为我们最注意的,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文化。然而后来因营业便利、经济限制,有许多应办的没有办来,亦间有不应卖的代卖了些。这是我们歉然的事。

  我们的营业有许多不像商家的地方:银洋不照市价出入,许多时候都照一串六百文换一元计算。规定凡购价二元以上的九折,但不满二圆的无折扣。二圆以上乃至十圆、百圆,亦无特别通融。有熟识热心同志,为图书馆或其他公益场所办书,有的竟照收入原价加邮费售与他。总之我们不能一心一意只注意在营业,但我们亦不能不有些时候要计较利益,那是自然的事。

  我们卖的多系杂志、新书,不卖教科书、仪器。虽然生意总算出乎意料以外的好,但究竟只做得一方面的生意。所以仅仅只能维持现状,没有余力发展,而且以假期生意冷淡,结算下来,怕还不能说入可敷出。不过我们现在靠社员投稿或他项收入,逐渐填充,所幸悬帐未清的地方还少。我们的决心:无论如何,我们宁自己吃亏,不误人帐项;宁另筹款项维持这种事业,决不让这种事业发生危险。因为在营业方面,究竟武昌因有这个书社,多推销了许多书报,而且多成立了许多同类的书报社。再共同生活,我们更觉得有维持他存在的必要。

  在营业方面与共同生活方面,社员以这半年的经验,显然觉得有许多益处。我们平素虽能说注意修养,但究竟处事待人有许多言语态度不修饰的地方,而处群修养更有许多不切实不周备之处。有的时候招呼生意,似乎吵架;有的时候记录帐簿,错误不堪;内部的生活,因为关系太密切了,而又有些地方不善相处,有时竟显出来旧家庭同居一样坏毛病。这样些缺点,经了彼此切磋,彼此警惕,已改进了许多,但是一直到现在,仍然看见处处显出不圆满的地方。我们明知道书社外面的人,若不觉得我们太与外面隔绝,便要觉得我们个人或团体有许多地方可訾议,我们自己亦断不承认现在我们配得上做个什么理想团体,不过我们信结团体过生活便是学习过团体生活的最好方法。我们已经学了许多功课,现在还正在上课呢。

  (四)

  我们就半年的经验,所以现在关于营业及内部生活改革了许多。这一次开学以来,第一件事便是规定一种约法。现在将实际履行的约法录在下面:

  一、凡在社内居住的,必须尊重公共安宁及幸福。

  二、凡在社内居住的,必须按(规)定时间作课及服务。

  三、社内作课时间:规定为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晚七时至九时;在此时间内,无论何人不得发生喧扰,乱人注意。

  四、作课须出声的于十八号楼上作之。

  五、店中服务均于十八号楼下作之。

  六、会客必须引入会客室内。

  七、市面:上午八时至晚九时为开市时间。

  八、每日夜九时至十时开会。

  九、除书社担任火食等费的人外,每人月须宿费七百文,膳费用后照算。

  十、社员欠款、余款,每月由管火食与管书社帐的人开单公布。

  十一、由书社担任火食等费的人:

  一人 服务五小时,兼来往信札、邮购书籍。

  一人 服务四小时,兼送报、誊核帐项、清书。

  一人 做饭。

  十二、每月出费的,每日服务约以一小时为标准。

  十三、用物必须清理归还原处。

  十四、不能遵守约法的,退出书社。

  我们现在实际社务的支配如下:

  书渠 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服务,兼来往信札、邮购书籍。

  野青 上午八时至十时、下午三时至四时、晚八时至九时服务,兼送报、誊核帐项、清书。

  铭新 下午四时至六时服务。

  光国 扫地、抹桌椅。

  昌绪 晚六时至八时服务,兼油印。

  子俊 做饭。

  代英 洗碗、上灯。

  春山 折报。

  治平 寄报。

  廖焕星、禧理、吴华梓 送报。

  此外,以新司上海交款事;毓兰司北京交款事。

  我们每日晚上为店务有半小时的会,又为修养有半小时的会。这些时候总算很有进步。我们亦想于营业有些扩张,但若不得可靠的款,宁不乱动。我们最急的是求团体意识的形成。我们信只要这个团体能把这比较困难的四五年打过去,无论生意定然发达,便靠我们同志别方面的努力,共同生活的前途定然要成为社会服务的有力团体。

  我们没有事了,便谈我们将来的事。我们盼望靠现在努力的基础,求各方面的发展,亦盼望我们各方面的发展,一样使我们的共同生活愈益巩固。要知道我们究竟的目标,请看下面经过三版的《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要知道我们预拟进行的计划,请看下面《未来之梦》。

  载《互助》第一期

  (1)利群书社由恽代英、林育南等创办,1920年2月正式营业。它最注意的“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文化”,是一个专“卖新文化出版的处所”,因此客观上成为长江中游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中心。湖北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后,利群书社成为党组织活动的主要场所。据郑南宣、魏以新回忆,此篇为恽代英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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