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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创造少年中国?(2)


  (二)创造少年中国的分工与互助

  一个真心要创造少年中国的人,他自然要觉得有联合同志的必要;因为实际上的创造事业,不是一个人从一方面做得成功的,亦不是几个人从几方面做得成功的。若不是各方面同时并举,不但不能成就全部创造的事业,便那一方面或几方面亦决达不到理想的目的。

  我们打开眼睛一望,便知道中国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现在一般热心的人,他看了一件要做的事,便去做一件;这件事没有完成,又看见别一件要做的事,便又去做别一件;所以弄到疲精竭力,仍然眼巴巴望着许多要做的事,实在再无力量做了;亦眼巴巴望着手里已经揽着的事,实在再无力量比现在做好些了。每每甲便竭全力做了许多事,然而没有一点功效;又劳乙用同样的力再做;又劳丙用同样的力再做;这样的人,我们自然只好佩服,但是不能不可惜他于社会毫无效益,否则亦是只发生了不应那样小的一点效益。何以只能发生这一点效益呢?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把各种纷歧的事业分开了,便力量越小了。这是我们应引为鉴戒的事。

  但亦不容易便说是这一个人的错,每每这一个若不做某事,那件事便没有人做了;所以有许多人虽然明知他所做的事业太纷歧了,然而想丢亦不忍丢。但是我们细想,这是什么原故发生这样现象呢?第一,是我们没有同力合作的修养,所以不惯与人家在一件事上携手进行。我们常太信靠了自己,太不信靠了人家;我们总盼望人人都要与我一样,有一点不如我,甚至不过仅仅是与我不一样,我便不满意了,便不信靠他了。这样,所以我们总觉得每事都得自己去做。固然照眼前的事看起来,不可信靠的人,亦实在太多了,难怪他要这样想;不过便有可以信靠的人,他亦仍然会像这样待他,使人家不能不生些反感,乃至不肯帮助他,这可要怪他自己呢。第二,是我们平日没有协力分功[工]的预备,所以纵然在求学时代,亦曾有些知己知彼的朋友,然而一到做起事业来了,非感觉得朋友不能为我之助;便感觉得所有的朋友都只出于一途,在这一方面嫌人多了,在别一方面却又没有人去做应做的事。人类的心,每易倾向于党同伐异。主义不同的人,固然好彼此攻讦,便是所学学科不同,亦每每没有同学一种学科的亲密。由此,所以我们的朋友,每是出于一途。及有一种事业到手里来的时候,才知道一个事业不能不靠多方面的力量,然而别方面的朋友以前多半是疏远冷淡的,而且以后亦还会是疏远冷淡的,自然他们彼此是不能热诚的互助了。即就同学一种学科的朋友而说,亦还有些品性才能上的弱点,平日没有切磋琢磨的机会,到了共事的时候,因而这弱点越发暴露,不但无助于一个事业,甚至于还有害于他。这时我们固然亲切觉得能共事的人太少了,其实还怪我们平时完全没有一种协力分功[工]的预备。我们平时既没有预备一般将来披肝沥胆以共图天下事的朋友,事到头来,胡乱的拉拢来一般乌合之众,又怎怪他不合手呢?

  我们固然不能禁止朋友间有主义的不同,有意见的不同;但是如上面说的,无论我们主义是怎样的不同,创造少年中国,或者总是我样共同的目的。我实在厌闻现在一般所谓新旧之事,我想所谓新的,必不是仅仅穿洋装,读外国文,做几篇解放改造顺应潮流的杂志文,便够了。所谓旧的,亦必不是仅仅哼古文,穿方马褂,吃鸦片烟,做几篇寿序、墓志铭,肉麻的诗文小说便够了。依我的意见,大概新旧之争,总是问我们要怎样做人。果然如此,我们以为没有什么争的。不愿做二十世纪的人,你便做十七八世纪的人我看,做十一二世纪,五六世纪,乃至世纪以前的人我看。不愿做十七八世纪乃至由此以前的各世纪的人,你便做二十世纪的人我看。我从一方面很信唯物史观的意见,他说道德是随经济演化而演化的(我对唯物史观的具体意见,当另为文说他)。所以我信在二十世纪想做十七八世纪或由此以前各世纪的人,是做不到的。Karl Kautsky〔考茨基〕说:“过时的道德标准,还保持他势力的时候,经济的发达进步了,亦需要新的道德标准了。在这时间,靠旧社会状况生存的,便会死守旧道德。但只守得一个名,实际上他仍逃不脱新社会状况的势力。这样,所以发生了道德学说与实际生活不符的现象了。”说死守旧道德的,只守得一个名,这诚然是太挖苦了的话。然而这是事实,不可以口舌争的。我们骂一句孔子便要惹出一些自命为孔子之徒的出来卫道,然这些孔子之徒,无论他不能自安于“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淡泊,不肯做到“好学不厌教人不倦”的勤劬,不配能有“闻义不能徙知过不能改”的忧惧;而且他们的行为,正合孟子所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从皆悦之,自以为是”;他们的谈吐,正合孟子所说“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是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这算是孔子之徒吗?这仅仅是乡愿,仅仅是孔子所说的“德之贼”。这所说孔子之徒,不是一个名罢了吗?我亦不定说孔子之徒一定只能如此;我的意思,要证明这总不是有志青年所愿做的孔子之徒。果然我们仍然愿做孔子之徒,我们总要发点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依我的相信,只要发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譬如说忠君,说行王道及这一类的道德,自然有许多说不通,自然还是一天天要倾向到二十世纪的道德路上来的。这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自然眼前与孔子之徒一样价值的新文化运动者,乃至革命家,乃至无政府主义家,亦一样是不足道,一样该不是有志青年所愿做的。我亦想便令人类真要返古,亦是要那些肯信新学说的人发点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才会觉得。总而言之,我的意见,不怕人有新旧意见的歧异,只怕一般人坐着没事干,胡乱的喧吵。我想无论是新派旧派的人,只要他肯发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自然可以知道新道德与旧道德真正的好处同坏处,自然可以盼望他们趋向于一致。其实更进一步说,我们此时所谓旧派,原没有人还死主张什么“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亦没有人主张“父命子死,子不得不死”的一些蛮道理;此时所谓新派,一样原没有人主张什么“公妻”“均产”,亦没有人主张即刻实现世界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以眼面前的路,譬如重教育,尚切实,贵友爱,大半是一样的。既是一样的,至少且可同心戮[勠]力,将这一段路走过去。我们固然预想着把这一段路过了,我们的路便分开了;然果分开与否,现在还不得而知,却先彼此立于对立地位,在可以互相帮助的时间,不肯帮助,倒反互相妨害起来。这是如何可惜的事呢?

  至于论到创造少年中国,亦许在手段上发生不同的意见。有些人或者主张切实从根本做起,所以注意教育活动,实业活动;有些人或者主张要应急一点,要从大一点地方着手,所以注意救国活动、国际活动;有些人或者主张更要猛烈急进一点,所以注意革命运动。然而这些不同的意见,并不定是互相违反,不能并行。我想只要平情达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动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反过来说,如眼前虚张声势,毫无实际的爱国活动,或以往乌合盲动,侥幸成功的革命活动,不但是主张从根本做起的人不赞成,便是性急些的有志者,亦不高兴那种办法。其实我想,在最近期间努力于自身的改造,教育的改造,以这求平民真正的觉悟,雄厚的实力,以为各方面取用各种手段的预备,这或者是人人同意的努力方针。所以我信意见的纷歧,都是表面的事。我们实在并不是真有什么不可调和的殊异。然则我们不知道协同的努力,岂非愚笨?

  总之主义的不同,意见的不同,不能见协力互助的不应该。而且大家既在最近期间应该做一样的事,更应该大家把力量合起来,以求大些速些的功效。至于所习学科的不同,所操职业的不同,更不可逞我们不聪明的感情,不向协力互助的方面走。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敬箴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乃至会外知与不知的同志,我们真觉得要救国么?真觉得要创造少年中国么?若真这样觉得,我不但要请大家想想,不知道联合同志,或者便联合了同志,不知道协力互助,是不能成一点事业;而且还要想想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学识才能,不但不能为社会做许多事,又能为社会担任任何一部分特别事业么?我诚然不知道别个,便就我自己说,我知道得最亲切的朋友说,大概我们以往的学识才能,都嫌太肤浅了,太浮泛了。这亦难怪我们,我们既没有先觉指导,又为境地所限,得不了几多好朋友,读不了几多好书籍。而且就将来职业说,社会上既重看万能的人,而且我们得不了一点的正当帮助,我们亦不敢不向宽泛处走。结果自然不能不发生肤浅浮泛的弊病了。我实在有大胆子敢断言,中国除了很少少数的人以外,其余大抵与我们一样。其实我还要说未必人人都能与我们一样呢。我在学校未卒业的时候,亦还在不能不求宽泛知识的情形中,竭力求缩小我预备的范围。我固然不知我卒了业,这萍梗的生涯,飘到那里去;然而我只预备我入教育界或杂志界,我自命为从这两方面预备,有好几年。请问现在一般有志的人,你们曾有这一回事么?然而结果可笑了,等到卒了业,居然便有机会入教育界,而且有机会得一个全权办理的职务;我想了无数法子,用了无限量力,然而计穷力竭,仍然大致不过与没有我一样。回头想想,怪我不应该预备吗?只好说怪我自欺了几年罢了。我们说预备入教育界,以为我们这预备的范围是明确的了,其实这还是一个太宽泛的了的话。我们入教育界,可以说是预备做教员,或预备做职员;可以说是教这一门或那一门的功课;可以说是办这一桩或那一桩的职务;又可以说是在大学,或在中学,或在小学,或在别的学校。教育是一个抽象的总名词,我们人一定要放在一个具体的特别的事务上去。这却是我在就职业以前,未曾梦见的事。所以一到了职业界,我简直茫然无所措其手足,实在只当一点没有预备。其实亦本没有一预备,便说对于教育通论的观念,亦很肤浅,没有什么切实系统的见解。咳!我固然是这样了。请问会内外的同志,各人自信,是怎样呢?我们闲居无事,说不要钱的话,便是什么政府庸懦无能,什么管理教员昏愚溺职;其实自己姑且把那不可一世的无根的自信心,暂且压抑下去,再看看自己真正可靠的本事在那里,社会上恳切需要的人是那一种,你能为社会做那一件事。我想若我们邀[徼]幸肯不自欺,必然亦该恳切觉得一种特殊方向的预备要紧。换句话说,必然亦应觉得赶快自己预备为社会担任一部分特殊事业,便从这一点预备充分些的能力要紧。

  我们若不是分工的为社会做事,那便社会的事,将总只有一般肤浅浮泛的知识才能的人做。我们既不满足这般人所做的事,我们便不应该不求些专门的——专门中的专门的——知识才能,为社会担任一部分专门的分工的职务。

  一个人越是感觉得要分工,他越会感觉得要联合。其实天下要做的事很多,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很小,生命亦很短,天下事决不是一个人做得完的,这原是很粗浅的一个道理。却是一般人太自信了,他便觉得只好他一个人做。若他再明明白白的反省一次,我们越是要使自己可信,越是所学的专门,越是自己可做的事范围要缩小,再即如这缩小到无已复加的范围内的事业,仍然不能不靠朋友的协同努力;范围以外的事业,更不能不待我以外的同志分途担任的。做这样,这能不觉得联合同志,协力互助的必要吗?

  分工了,而不互助,仍然是没有益处。因为天下事不仅仅是一方面做得好的。然而分工与互助,若非先多少受一种合理的计划的支配,仍然要糟蹋许多的精神力量,分工与互助,不能各尽其妙。因之,终不免人自为战的弊病,分工的进行,不能十分安心,互助的组织,亦不能十分圆满。所以要说创造少年中国,不可不注意合理的,有计划的分工与互助。

  然而要盼望大家受这一种计划的支配,这不是什么可以把法制规约强迫的事;因为人的意志,都有他的自由,没有人应该强迫那别一个。但是大家要受这一种计划的支配,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便怎么办呢?我的意思,先要同受一种计划的支配的人,有彻底的了解。因而大家以他的志愿,同时分途,在这计划底下做工。换句话说,亦可以说是先就已经彻底了解的人,以公共意思建立这种分工互助的计划,因而大家一同在他底下做工。

  我请问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我们的学会,是一个已经彼此彻底了解的团体?已经有了一种合理的分工与互助的计划吗?我们若盼望真个我们的学会,能担承创造少年中国的任务,最近期间,我们不应该讨论这样一个计划的设立吗?实在少年中国学会原来所以成立,未必不有些由于分工与互助的觉悟;然而像今天这个样子,我想这总还不够我们的理想得很。我还望我们的同志,人人重新的考虑一番,到底要不要创造少年中国?到底要不要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到底我们应不应该分工?应不应该互助?到底应不应该商量设立一个合理的分工与互助的计划?

  我盼望我们同会的同志自觉的起来,做这个创造事业,最初而最重要的一步。亦盼望不同会的同志,自觉的起来,亦帮助我们做这一步。但是假令有人以为我们是不可信,不可靠,因而不愿帮助我们呢;我想这亦不是什么要紧。我们时时要自己勉励,自己警惕,总莫走到不可信不可靠的地步。但假令人家一定不能信靠我们,我想他们亦尽可结他们的团体,做他们的事。只要确见事是应当如此做的,纵不屑于与我们一同做,亦没有理由便说是不该做。越是不了解我们,越是要信靠自己,越是要找了解的人,结可信靠的团体。其实我,或者还有好多同志,所以结合于少年中国学会旗帜的下面的,都是看得这样的结合,可以信靠以创造少年中国。倘若真是不可信靠,没有希望,岂但不愿别的同志加入,便我们亦无维持发展他的必要,我们还会宁让他瓦解烟消呢。

  我们为创造少年中国,故必须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或其他类似的团体;但无论是少年中国学会,或别的团体,我们总望他能在一个合理的计划之下,分功[工]而互助,以完成创造少年中国的事业。可爱的同志啊!这是我们应该大大注意的事,你们亦都觉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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