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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王光祈


  (一九一九年九月九日)

  接着我的朋友刘养初[1]君的信,同他寄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四册,又学会规约一纸。他告诉我,他已经入了会,并劝我亦入会。还说,他已把我同我们的朋友魏希葛(君謩)介绍于你。我读了他的信,又细看会务报告同规约,我觉得很感动。以我平日所知道,你们中间很是有能实际为社会做事的人,而且,我看你们的会员通讯,亦觉得真是充满了新中国的新精神。假如我配得上做你们的朋友,我实在诚心的愿做一个会员。

  你们的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已经是我两三年来的信条了。我对于这信条实践的经过,刘养初君有好多事可以告诉你。我自知我有几种缺点,如晏起晏睡,不整洁,好自炫,不能守精密时刻。但是我自信很富于奋斗、实践的精神同能力,我就了职业满一年,有很好的成绩,我很信这是中国同世界未来的希望。现在看了你们的事业,觉得亦是很有希望,所以愿意加入,帮助你们的进行,而且鼓励我们大家的勇气。

  章太炎先生说:“现在青年第二个弱点,就是妄想凭借已成势力。”这话同我平日的感想一样。我们中国已成的势力,没有一种可以靠得住。因为他们是由几千年谬误的教育学说、风俗习惯传下来的,你凭借他,他便利用你。所以南北军阀,新旧议员,以做官为营业的官僚同留学生,以闹场面为惟一目的的政客同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以出风头为惟一主义的国粹学者同新思想家,我们只好把他们看作一丘之貉。不是说他们便没有一个可以为国家、人类做一点事情的人,他们多少亦有些有用的地方,但是不能把他们做一个切实可靠的希望。惟一可靠的希望,只有清白纯洁懂得劳动同互助的少年,用委曲合宜的法子,斩钉截铁的手段,向前面做去。我从前就是本这个见地,同好些朋友结好些小团体,互相监督,互相策励。自从去年从本校的学生做本校的职员,得同志的同事及同学(便是说中学部的学生)的帮助,到今天,学校中渐渐养成了一个劳动而互助的风气。我很信要做事是少不了一种势力的,我已往、现在、将来,便都是以养成一种善势力为目的。我觉得,好多好人都不以为有养成什么势力之必要,不知道你怎样想?但是,我以为这是错了的。养成势力同凭借势力是两件事,养成善势力同养成恶势力方法亦有些不同。中国的好人向来是独立的、保守的、消极的。这样的好人自然用不着什么势力,但是这种好人是没有用的。我们不是要做这样的好人。现在有些好人知道要做事,但是不知道做事要审慎、要委曲、要慎防失败。所以,他们不管什么叫做势力。这样好人亦不能于社会有什么用处。我敢说民国元二年,同盟会及社会党的健全分子,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好人,后来都被恶势力压服了,吞灭了。所以我想,若没有善势力,我们是不能扑灭恶势力的。自然,善势力应当用正当方法养成功,而且时时要谨慎这种势力的错用。我从前在《青年进步》上面,做了一篇《一国善势力之养成》(见去年×月号)[2],自己便照所说的实践了。现在自信,多少是养了些善势力。这里同学能知道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而且实践他的渐渐多了。

  我想,恶势力没有经久而不失败的。我们看见的恶势力,清室、袁世凯、张勋都失败了。便段祺瑞亦失败了。几次中国的事不坏于恶势力不失败,而坏于恶势力失败的时候,没有善势力代他起来,所以仍旧被别种恶势力占住了。政界是这景象,工商学界又何曾不是这样?即如学生联合会,应该可称为新起的势力了,然而这种势力,好学生没有那胆子,所以不敢运用;没有那志愿,所以不肯运用;平日修养又多缺欠,所以亦不会运用。至于敢运用的,或者是胆大心粗的人;肯运用的,会运用的,或者是另有作用的人。总而言之,这不配称为善势力,实在并不配称做势力。我说这些话,不是我对学生联合会有什么恶意,我亦知道,有些地方,学生联合会很能为社会做事,有些会里的代表,亦很纯洁,有能力。不过就大多部分说,我可以断定说,许多地方这势力是糟了的。这便是不注意善势力的养成,好人的修养,不注意教他做顶有用人的毛病。我自信我的职业是最便于养成善势力的事业。我很信靠我同我的朋友的力量,一定可以养成更大的善势力。很信这善势力是中国各方面欢迎的,很信中国一定可以靠他们得救。我总说很信,我实在仿佛同看见了一样,仿佛同

  JohnofArc(贞德)[3]看见法国要靠她得救一样。我很喜欢我自己现在有如此深切的信心,明确的觉悟。因为这加增了我极多的勇气同兴味。我现在在奋斗的中间,明明看见我们是一定得胜的。纵然我在得胜以前死了,我亦没一毫懊悔。因为世界究竟被善势力战胜了。

  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但是我更喜欢看见你们的会务报告,因为你们是身体力行的团体,是虚心研究的朋友。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但是,我不同不知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因为说了除挑起辩难同惊疑以外,没有什么好处。我信只要一个人有了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精神,他自然有日会懂得安那其的。我亦不同主张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因为他们多半是激烈的,急进的,严格的说起来,还怕是空谈的,似是而非的。所以同他们说了,除了惹些批驳同嘲骂以外,亦没有什么好处。我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我的修养方针:我对人家至少把待人的道理待我,人家对我至多教他把待人的道理待我。因为要减少社会的反感,所以把这些真理只当做我应尽的义务,不当做我应争的权利。但是,我所以要减少社会反感的原故,依我想,是为社会做事的正法,或者不纯然由于我的胆怯。而且,我在这里没有一天敢不向前做。现在亦居然有人加我过激党的头衔,只是我无论如何总是要向前做的,总是要谨慎的向前做的。我不怕失败。但是我极不愿失败。我自信失败了不是我的不幸,是社会的不幸。

  我很可惜看见许多有志的少年,多是太不怕失败了。他们或者不免骄傲,不免孤僻,不免圆滑,不免浮躁,我亦不敢说我没有那个毛病,但是我现在可以说完全改了。以我就业一年的经验,觉得幸亏改了,不然便完全在新社会还要站不住脚,若还要从旧社会打到新社会,那可第一步便要失败了。我觉得,我们少年不是主张新学说的难,能真有奋斗、改造的志愿同能力的难。刘申叔、何海鸣[4]不都是前十年的社会主义家吗?现在那里去了?无品格的社会主义家,同无品格的孔教徒是一样的不值钱!谁是有品格的呢?你们说要身体力行。这实在最不错了。阎锡山[5]的孔子教育,有人说他是毒蛇猛兽,然而说亦是无用的。他真算能做的一个人,我们若不做,你能怪阎锡山吗?我们若肯做,你用得着怕阎锡山吗?一个阎锡山,可以抵得住一万个只知道说话的新思想家。一个身体力行的新思想家,亦可以抵得住一万个只知说话的孔教徒。事既如此,我们要胜利,只有身体力行一法。

  选自恽代英一九一九年日记

  注释

  [1]刘养初即刘仁静,湖北应城人。在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参加了互助社。时为北京大学学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2]刊于《青年进步》第十六期,一九一八年十月出版。

  [3]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1431年5月30日在鲁昂广场英勇就义。

  [4]刘申叔(即刘师培)、何海鸣均是我国早年无政府主义者。

  [5]阎锡山(1883—1960),地方军阀。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从此长期担任此职。

  (1)王光祈即若愚(1891—1936),四川温江人。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以后留学德国,专攻中国音乐史,有创见。日记中的标题为《致若愚(王光祈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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