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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复初


  (一九一九年七月八日)

  复初又有信来,似甚怪我之于此次学潮不应参加活动者,故详复之如左。

  来书敬悉。姑就所感想者,拉杂奉答。我辈素相知,而不苟异同,代英深信为美德。大约总不至因辩论生意气,彼此不惮辩难,或有同归一途之日。若中途不愿辩论,亦可便罢。一切已形笔墨者,只当游戏可耳。

  足下所望于代英者,代英久已自任,有生一日,必为人类做一日事,且必要收一日之效。代英决不欢迎失败,亦自信决非徒凭理想。盖不敢忘者,乃以稳健笃实的进行,求最高洁理想的实现也。即令今日代英夭死,亦信已有朋友肯坚决为人类做事。只此精神辗转传递,理想终有实现日也。

  足下所疑,请设反诘于下:(一)此次湖北学潮,不应发生耶?(二)湖北若无代英,学潮遂不发生耶?(三)湖北若无足下,湖北或第一师学潮遂不发生耶?(四)湖北若无代英,罢课之事遂不实现耶?全国学潮之应否发生,姑勿论。北京五四运动,已为事实。各省响应,亦为事实。湖北果应如足下不顾面子之理学论调,屹然自处于狂澜中耶?虽有人唱此说,群众肯见信耶?足下后来极力主张不罢课,群众曾见信耶?代英以为,足下完全未注意群众心理,足下乃注意理想,而代英并非注意理想也。代英于此事发生,一顺其自然———一顺群众心理发展之自然———而随在尽力范围之扶助之。初原不料能各校联络,乃至罢课也。惟事机既进一步,便只有在那一步上想。

  足下必怪当时罢课一事,可以收场,何故不收场?不知此时断不能收场也。(一)若各代表答应收场,归校必受同学痛詈,所议未必生效力。观游行一次,三代表所承诺于军署者,可知矣。大抵此等痛詈,居于无责任地位,或素激烈,或好诮议,甚或贪图放假。足下信彼等肯服从代表而收场乎?(二)即令服从矣,他省是如何进行?是如何评诮湖北学生?湖北学生果能不顾面子,以致不再酿罢课之事?足下以为若如此反覆办法,为湖北学生荣或辱乎?(三)即令湖北学生永不复起,官吏能否不以湖北学生为易与?他省是否能不以湖北学生为不足与?况湖北学生决不能永不复起也。总之,足下所谓不顾面子,本为极是。但代表决不能都不顾面子而答应收场(如当日即令足下之议通过,代英深信除足下外,代表必皆不肯负全责。且彼等主张收场,皆有条件的,且为办不到的条件,足下所主张乃孤调也)。同学决不能都不顾面子而服从代表,外省更不能都不顾面子以停止学潮,更不能体谅湖北学生不顾面子之苦衷,而不加以评诮也。足下试思之,足下此意见是否纯为理想,当然不见纳于群众乎?

  代英于初决议罢课,毫无怂恿。我校代表并未签字,可以证明。所以不怂恿者,果各校不同时有罢课决心,虽怂恿亦无益,故只袖手看其趋向也。当在议会,诚不免怂恿,则以事已至此,无取为湖北学生加一重羞辱也。足下试再思之,此等谬误之点何在?至罢课演成散学,久已料及,本无足怪。罢课本非不应,惟湖北学生既无完全计划而卤莽出此,欲再上课固不可能,欲其坚持亦颇不易,本以散学为最良遮羞方法。敝校同学之捱打,不但非代英之意,并非同学干事部之意,徒以彼等自己血气,不听屡次拦阻所生结果。好在伤者已愈,且所牺牲在社会亦甚有效力。惟李君鸿儒[1]乃至投水已死,殊不及料。若云伯仁由我而死,代英自分牺牲一生以事社会,必较自杀以报李君,尤得李君之意。故足下似言此次学潮应由代英负责,误也。谓代英不能酌国情,审民智,因势而利导,与代英自信又恰相反也。

  足下以此次各事,徒提倡侥倖心理。代英久已言,此次并无实力,且言成功是侥倖,失败是当然矣。然亦试思,吾国今日有不能不出于侥倖一途者乎?(一)山东交涉失败,而国民仍不觉悟,国亡不可立待乎?用何法唤醒国人?(二)果全国力争,犹有侥倖之境。今日力持,犹有最后胜利之侥倖的希望。不然,山东问题从何方面,用何法挽救乎?(三)假令全国由足下不顾面子之说,毫无举动(论实力,则吾国只有楚囚对泣,不应有所举动),他国人能谅此系我国人之道德而相助,或甚至不致以我甘心亡国,从此任日人支配耶?

  罢课散学,究竟于工商界及一般平民颇生影响,此事实也。且令有志学生,颇多更深切的影响,亦事实也。又因此次学潮,不甚活动之有志者,渐进于活动,不甚切实之有志者,渐进于切实。不在代英左右者,代英不得知。在代英左右,因其创痛之深,迎机引导,至少多可恃者三、五人,此亦事实也。今本危急存亡之秋,又有五四运动及各省响应,即言侥倖,亦千载一时可以侥倖之日。必坐失良机,甚且加以遏抑,代英以为绝对非法也。且今日实在之人心,只配做亡国奴,有何实力可言。若云,既是如此,只好从根本加以教育。代英以为,今日所为,即教育之一种手段,且以其刺激性稍强,故尤为有效力之教育。所惜者,能因势利导之教育家少耳。然即此,所生效力仍有可言:(一)可以增工商界乃至学生之自信力,为平民政治进一步。(二)可使有志者受一番强刺激,生活动切实的觉悟。(三)可使平民注意政局之腐败,而生不满现在之思想,为革新之动机。

  至足下所问:(一)学生不读书,原望其鼓动工商界以及平民之同情,现已如愿。虽侥倖成功,无此一举,并侥倖之望亦不可得。(二)此次外患,代英意至少亡国之机又进了一步。学生果能有一种积极的大活动,工商界可动,且学生自己对国家观念或加明瞭,责任心亦加重。请问足下,假如教育家平日总令学生爱国,今既有举国认为爱国之事,又禁不令做,此足以长其爱国之念耶?抑正所以打消平日教育之效力耶?今日所以举国乃至举世认此等罢课为正当者,岂不以此为可怜的中华民国无法之法,只有且一试验耶。足下必持纯理以论之,且不顾此种活动之必要与利益,亦过矣。(三)亡国若作死灰复燃之想,足下以为必禁止此种积极的大活动耶?果尔死灰何由复燃?永为亡国奴耳。足下必以为有实力然后活动。假令我国如朝鲜,能望何日有实力乎?足下必以为全国觉悟然后活动。请问,教育权不在我辈之手,一切进行亦不自由,何时望全国觉悟?且所谓全国觉悟,直世间所无之事,若英、若美、若日,全国初何曾觉悟?不过少数先觉之倡率而已。若待全国觉悟,然后活动,则世间一切革新之事,皆不应有。死灰即应常为死灰耳。足下试深思之,则知侥倖之事有时必不可免。且此正为造实力促觉悟之具,在人善用耳。(四)学生力量,散聚初无差别。盖此不良教育不良学生,虽终古聚处,仍无何益。有志师生,仍在各方活动,虽少读一月书,似为害甚少。足下虑学生界将狃于此次成功,轻用其力,此诚可虑之事。代英已屡切嘱在沪本校赴全国联合会代表,于此点提出大大注意的讨论。但在此天昏地黑之政局中,必限死决不再用此试验,殊为无理,且决限止不住。代英以为,此等试验只可于国家运命或名誉有极大影响时用之,若轻用之,必致不能全国一致,且不能发生各界一致的同情,有损学生事业之能力与威严。若云政客与学生长此打成一片,可断为必无之事。学生之有势力,正惟因不与政客打成一片。若打成一片,既无势力可言,且一般舆论及教育家,乃至执政者,皆得名正言顺以干涉之。足下所虑,必谓为杞人之忧,诚未必然。然至多品行不端之学生,借此联络政客,或政客利用学生,为同手段异目的之事。若热心过度,流为政治潜动,亦未敢必其无有。然此则必不能多,且凡此类又必非深沉大有为之少年。代英决不劝人入此境,然第二等人果入此境,亦报国之一途(此就力所不及救之少年言,果力所及,固可告以救国最有效之方法矣)。必谓其入此途遂为万恶社会转移,我亦不敢断为无理。然不入此境而学成就业者,不为万恶社会转移耶?足下何以见彼为危,而此即不见其危乎?

  平民之思潮,乃吾人所以立国。如有能力,另造一良善之武人政客的政治,比另造一良善的平民政治,不更用力多成功少耶?今日群众,本渐有平民思想之觉悟,正可因势利导。惟能否导入这个范围,用了力再看。我辈要顺其自然而做事。做事而顺其自然,故非不做,亦不必太勉强的做。如中国要亡,武人政客断不可除,便勉强做有何益?现在明明有不亡,有废除武人政客的自然趋向,便不应该不做。代英最信精力要用得经济,虽国要亡,本仍应勉强救,然不信自己有这魄力。今日所以言救国,言平民政治者,正以有几分把握也。

  武人摧残教育,一部分或不能免。然决不能为害久大。清季学生革党,完全一物,然终不能不办教育,至多以腐败之老人主持教育。然此办法,与现代潮流相反,指日必倾覆也。

  学生幸胜亦不足恃,诚如所言。然试思,用何法改造学生?或除改造学生外,用何法改造国事局面?代英以为积极的活动,平民切实肯负责任,而能负责之能力,不可不养成。足下不以为然乎?足下完全之计划何似?

  《学生报》于时事,是传播于外界的性质。要社会生个不满现在的觉悟,且能瞭然时局及共和国民地位之真象,故不能不用有效力的语言激动社会。好在不专指王占元,他亦不很管。若一味和平,这麻木的国民,连信亦不知道,足下必说刺激过甚,仍然麻木,然此刺激,并非故甚其辞,只把真象给他看而已。代英以为学生平日研究政局真象,并以其告知一般社会,这是应该而要紧的事,亦并不主张学生去革命。

  我平日不菲薄孔子,而且有些地方很敬重他。但是,我很菲薄孔教徒,自然程、朱、陆、王等在外。

  张季老的法子,亦仍要看群众心里,顺其自然去做。代英自分终于教育界或言论界,今日亦有小小实效,足下必指为非脚踏实地办法乎?代英办教育,必注意学生生活,此足下所知。足下之计划固乐闻也。

  足下言,“乌合之群,不可与谋,”遂不敢言合群。代英殊以为过。足下若能离世独立,不顾国亡种奴,诚无可责。不然,正须以合群练习指挥群众,鼓策群之能力。野心家利用群众弱点,以自私。足下独不思善用此弱点,亦可导入合当之境?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孔子对于群众,何等忍耐,何等惓惓。足下经一度挫折,即作此想,是终日恭维孔子,反不如我以孔子为戏谑之人矣。且问足下,除合群外,救国之法如何?政府迄无觉悟,殊堪痛惜。果不幸而有汤武之事,代英以为固非救国之本,然实不应遏抑之阻挠之。以政府如此认贼作父,后患何堪设想。譬如悬性命于仇敌之手,亦不应有自卫权利耶?惟代英胆怯,大约只敢做根本上教育事,亦不敢鼓吹他人,只有袖手看这潮流自起伏耳。然凭良心说,断不能把人家那等事,下一个坏批评。

  孔子,圣之时者也。当代人心潮流,不可不详察而善导之,莫预存平民思想难行之先入的见解。潮流有变迁,即所谓难易亦有变迁,正赖有识者随所至疏浚而利导之,不使踰越。不然,必有横决不可制之时。今日学潮,即其一端。若令[今]之武人政客,逆时势行事,国人虽欲不动,必迫于世界潮流而不能不动。窃恐其一动而不可制也。

  选自恽代英一九一九年日记

  注释

  [1]李鸿儒,河南淅川人,时为中华大学法律系学生。在“六一”罢课游行演讲中曾被武昌警察四局逮捕,释放后回到学校,看到官厅强令提前放假的布告,被迫返乡。他从汉江乘船到达南阳,在离家仅60里时,想到自己救国不成,又读不了书,感到愧对国家,无颜见父母,便写了绝命书,纵身跳入江中,以身殉国,时年22岁。1919年7月3日,恽代英与施洋等,联络武汉学生联合会等十八团体,在汉口为李鸿儒等5位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同学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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