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致《现代评论》编辑

致《现代评论》编辑

　　记者先生：

　　这一年来，因为家累太重，又兼以身体不好，虽则见了世上的不平，想说话的地方很多，但终于隐忍过去了。有许多人说我缺少了勇气，有许多人说我因为有了职业，有了钱花，就不想做文章了。这两层猜测，都说得很对，可是有一点，我要声明。第一个猜测的缺少勇气，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前面说过的身体的软弱。第二个原因（也许是最大的原因），却因为目下中国不正的事情太多了。开倒车，走歧路，弄得太不成样子了。看了这些忘八的事情，简直令人哭也不是，乐也不是，到末了想说话也无从说起，只好扶头喝一杯酒，向天叹一口气，就算完事。第二个猜测，倒不得不加上一个条件，再来承认。我对于职业的有无，从来不十分介意。因为没有职业的时候，有一种“无职的职业”，我也很能享受，所以说我因为有了地位，就怕说话，却是错的。至于有钱花没有钱花，倒的确与做文章和不做文章，有一点间接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没有钱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家里闷坐，闷坐不过，只好拿起笔来写写，于是牢骚愤懑，就一齐排泄在纸上了。闲话少说，现在我因为职守俱无，穷愁潦倒，正好再来重寻旧业，做几句文章，泄泄胸中的气闷。街上不平，请先从自家的身边打起。

　　从今年的阴历正月起，我在武昌的狗洞里住了半年。钱也花了不少，人也见了不少，武昌大学的奇怪的情形，也知道了不少。前两期剑公的通信里所说的种种事实，虽则不是十分体面的事情，虽则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不幸我却不得不承认是真的。这一期，又有一位学生，写信来辩明，同时在这辩明的信里，又招认了两件最不体面的事情，我不幸又不能为他辩护，也只能帮他承认说是真的。

　　所谓最不体面的事情，是哪两件呢？第一件，就是这位国立大学的学生，因为他个人的关系，上书湖北的军政当局萧耀南，要萧耀南用了他的势力来左右校长，用一个教书的人。我们先不必说这一件事情对不对，只须举出一个例子来说，譬如北京大学里，教员很多，意见学说，各不相同。若有一个北大的学生，因为他个人的关系，上一个呈文给章士钊或鹿钟麟或段祺瑞，要章士钊或李景林或段祺瑞用了他们的势力，来进退一个北大的教员，大家以为这事情是怎么样？若说因为湖北的军政当局就是武昌大学的董事长，经费等项，都要看他的喜怒如何的，所以萧耀南，十分有进退国立大学的教员门房斋夫之权。那么我又要说了，章士钊是教育的长官，鹿钟麟是负有保护北京地方安宁秩序的责任的军政当局，段祺瑞是一国的首脑，他们当然有进退一个北大教员之权，大家以为我这话怎么样？朋友们，我们还要叫什么“打倒军阀”，“教育神圣”？我说我们还是把娶媳妇儿，生小孩，大便小便等神圣的自由权，一齐交给了军阀吧！

　　第二件最不体面的事情，就是这一位国立大学的学生，上书萧耀南的时候，末后所具的名是“武昌师大国文系学生”。中国这几年来，大凡学校发生事情的时候，报纸上面总紧排着由一样的登广告者所登的两种极端相反的广告。一个广告说某某是混账，忘八蛋，一个广告说某某是尧舜再世，文武复生，下面的具名，都是全校学生同具。这是近几年来见惯的事情，这是中国人的善于影射的证明，这也是中国人的卑怯的劣根性的表现。章太炎在湖北一个私立的大学里演说，仿佛很赞成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说头。我也时常这样的想，作恶要作得大，做坏人要做得彻底。大丈夫要光明磊落，自家做错的事情，要自家出来承当。若鬼鬼祟祟，影射模糊，成功了自己来享受荣华，失败了由全班的人来受难，这岂是男子汉的行为么？看了前一期的辩正的信，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一次的影射，非但是我们见惯了的平常的假冒全体学生的具名，却是更狡滑的留有逃避的余地的“武昌师大国文系学生”的具名。既要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不敢光明磊落的出来负责，倒也罢了，还要想出很狡滑的方法来，预备一条被人发觉后可以设辞逃避的后路的这一种人，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呢？

　　隐恶扬善，本来是忠厚待人的美德。这一次竟把我们的家丑外扬出来，恐怕不是为长者的所应做的事情。不过我在此地，有两层苦衷，可以说出来作我的辩解。第一，我上面的通信，并不是专为个人而发。我只希望我们中国的青年，以后应该明白些，不要再去妄冀非分而攀附军阀的骥尾。并且做事情要负责任，不要畏首畏尾，希图影射。第二，我在武昌大学也曾窃食半年，与那位学生，名义上也有师生的关系，晓得了他的错误，而不以直言相告，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此次回京，本为养病。闲居不久，就又技痒，居然又弄起笔墨来了，请诸位编辑先生，不要笑我。以后想打的不平很多，大约这一次通信，还不是最后的一次吧！

　　郁达夫

　　十四，十，十七

　　（原载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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