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几个字|谢觉哉

讲几个字

　　敢——敢想、敢说、敢做的敢。敢是不容易做到的。同志们自己检查一下，一定有很多事由于不敢，因而没有做或没有做好。有人敢于做坏事，这样的敢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敢于做好事。要做到这点：首先要破除迷信，冲破圈子；其次要看得起自己；要肯钻研，有定见；要敢于和错误思想作斗争，不管这错误是自己犯过的或来自别人和另的方面；要把困难踏在脚底下，不把它放在眼里。有很多人就没有这个勇气，但我们必须锻炼出这种勇气。

　　敢想、敢说、敢做，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曾写过一篇《学会想、问和做》的文章，“问”字没有“说”字包括得宽。想出来就要说，最重要的是要去做。不是我想、我说、你做，而是我想、我说、我做。“说”是求得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做”是考验自己所想的是否对。许多问题要在做的过程才能发现，于是，又想、又说、又做。这样反复下去，想的越深、说得越透、做得越好。

　　要在“敢”字上下工夫，不要自以为思想解放了，其实还是常常被束缚着没有解放。

　　摸——摸索的摸。摸是动手，索是要取得东西。一切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常以为其中总有什么奥妙，不敢问津，其实只要去摸就会知道“不过如此”！别人想得出做得出的，我们也想得出做得出；甚至别人没有想到做到的，我们也能想到做到。这次大会上许多同志的典型发言，都是摸的结果。经过摸，办法有了，信心大了，干劲增加了。摸就是做试验田。我们对于社会福利组织和社会福利生产组织一般是知道的，但某一具体组织，其中的具体人、具体业务情况和过程常常说不清楚，因而也就不能从其中抽出规律来充实我们的领导艺术。这是摸得不深不透所致。民政工作基点：指定一个乡、一个社、一个院做基点，就是试验田。各级民政工作领导者要亲自搞试验田、分工搞试验田，就是要摸得清楚。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写的农村调查，到现在还是摸的典范。我们一定要学习这样做。

　　争——力争上游的争。上游不是容易得到的，必须争。生产劲头大，生产多，是上游。譬如麦子的亩产量（核实的产量），这个地方的产量高，那个地方的产量更高，也即是上游之上还有上游。

　　还有一个上游——思想上的上游。我们脑子里还存在有不干净的东西，旧社会带来的思想习惯还在发生影响。工作是上游了，必须思想也是上游。工作可以改造思想，反过来，思想又可以推进工作。

　　这两种上游要同时争。只有争，才能上进。

　　写——写文章的写。一个人的讲话只能使对面的人听到，不能使没有在场的人听到；也不能使对面的人今天听到明天也听到。因此，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过去拿笔杆的人——所谓知识分子独占着写，非知识分子不敢写。这现象应该过去了。压迫我们的阶级没有了，我们是主人，主人要管事，管事就得动口动笔，不写是不行的。

　　现在已出现新的情况，写的问题解放了，这就是大字报。大字报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字大。字大不能写得太长，知识分子喜欢写得长，夸夸其谈，吓唬人不敢写，大字报把这张封皮揭开了；第二要写具体事，开门见山。不要前面戴个帽子，后面拖一条尾巴，腰上还安些佩带；第三每个人要写，也每人能写，打破耍笔杆子的人独占的场面；于是很多好文章出来了。我们能写大字报，为什么就不能写小字报呢？说得出应该写得出，但说得出并不就等于写得出。这需要练习、用心。今年第十二期《新观察》上发表小陈同志写的长篇，小陈同志是二十年前毛主席的警卫员，他说他的文化是跟我学的。可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可能我当时教他识过字，鼓励过他学习，讲的是随便，听的却入了心。因而他就从不识字进到能写作了。

　　毛主席指示我们一般不要设个人秘书。有秘书自己就懒了，一张条子也要秘书写，没有秘书，自己不得不动手，这是逼着自己练习写的方法。

　　逼——逼迫的逼。人如同机器一样，把“发条”拧得紧些，活动力量也就大些。所以“逼”是值得欢迎的。批评是逼，这次大会写了几千张大字报，提出成千个问题，主要是批评内务部的，也有批评地方民政部门的。逼得我们做出了克服右倾保守、鼓起干劲的决定，使消极的变成积极。鼓励也是逼，这次大会对于许多成绩好的单位，授奖授旗，使得积极的更加积极。同样，挑战竞赛也是逼，各自订出条件，过一个时期就要检阅，我们不能不完成这些条件而且都要超过这些条件。

　　有几张大字报是批评我的。说我在杂志上写了许多小文章，可是有关民政工作的写的少。这意见很对，我的文章大都是被人家催着写的。经你们一逼，这次会议我讲了四次（连这次），也就写了四篇。当然，我写的只是个人意见，好些只是一时的感想，对不对，在于看的人自己考虑。

　　大字报又说：我到西安到武汉，没有到政法干校去讲话，这批评也很对。我当时只是路过，没有打算在那里停，也由于学校没有对我“逼”，我也就偷懒了。经这一“逼”，下次如经过，必然要、也会到你们那里来补上一课。

　　1958年7月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