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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建政(摘要)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 政权是什么?

  政权、国家、政府……不管叫它作什么,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中,压迫阶级用来统治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同一类型的社会,都是剥削社会,其区别只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都是剥削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除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以外,一切政权的本质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专政,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专政的工具就是军队、警察、法律、监狱、和官吏等等,资本主义加强了这个专政工具,集中的军队和官僚制度,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日趋完备的。古书《孟子》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君子是贵族,野人是农奴,在他们看来,劳动人民天生成是供剥削的。《礼记》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见刑是专门对付被压迫阶级的。剥削阶级管理政权的形式,花样很多,还在奴隶制度时代,已经有过君主政体和所谓共和政体。封建制度时代,也是如此,我国西周时代,就有过“周召共和”的事,但不管采用什么花样,本质总是一样,总还是剥削阶级的政权。列宁说:“在民主共和政体下,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是奴隶除外的全体。”恩格斯说:“给与公民的权利是跟他们的财产状况相吻合的,在封建国家里面,政治地位是由所有土地的多寡来决定,这不啻正面地宣称,国家乃是有产阶级用以保护自己以防无产阶级的组织。”资本主义社会,给这种明显的统治加上一层欺骗,说甚么“人人可以参政”、“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甚至宣布普选权。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资产阶级当其反对封建制度时,要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去作战,而结果,只不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已。斯大林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民主,只不过是“加上强力压迫的‘民主’欺骗;以‘民主’欺骗为掩饰的强力压迫”而已。这种欺骗,也曾生过效,但一到欺骗生不了效时,本来的狰狞面目就出现了,这就是近代帝国主义走向法西斯的原因。资产阶级当年反封建时,用过“民主自由”的口号,现在嫌这些束缚自己了,嫌人民用民主自由来反对它,于是,连形式的自由也取消了,公开走向法西斯了。

  十月革命带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被剥削者当权了,掌握政权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多数人来统治少数人。劳动人民成了统治者。政权变了,真正的民主出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还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各民主阶级合作,但和历史上阶级社会不一样,它不是反动的剥削阶级当权,而是人民当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人民内部,是民主的,而对于过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个敌人,则是专政的。

  所以,政权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压迫敌对阶级的机器。谁掌握了政权,政权对自己就是自由的、民主的,而对自己的敌人,则是专政的。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一定要将这种专政的情况掩饰起来,而打着“民主”的假招牌呢?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又一定要公开宣布是人民民主专政,要明白地说,而且说得愈透愈好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这些少数人的生存,要依赖于多数人的劳动,他们的政权,目的就是为着维护他们少数人合法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所以他们不敢明白地说:“我对你专政。”他们有讲不得的苦,讲穿了,人民就会拆他的台。我们就恰恰相反,我们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而这些少数人,这些坏家伙,这些帝国主义势力、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作为他们的代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我们的国家与人民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消灭得越干净越好。该镇压的镇压,能改造的改造,直到反动阶级全部消灭为止。

  二 人民民主与资产阶级旧民主的基本区别

  人在社会上需要生活,民主对人的生活有帮助,才会受到欢迎。反之,便不受欢迎。资产阶级欢迎资本主义式的民主,一群资本家或其代理人坐在一堂讨论怎样增加自己的钱袋与夺取他人的利益,自然认为必要而说它是“永恒真理”。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则对之不感到兴味,选举只不过几年决定一次谁来当权剥削自己而已,投票与不投票都一样,在这样的“民主”下,劳动人民只是待宰割者,如他们也感到兴味,那才是怪!中国资本主义很落后,有的是官僚及依附官僚的大小政客和流氓。中国也搞过国会、省议会、及蒋介石的“国大”等,流氓政客,如蚁趋羶,希望得点嚼头,广大人民知道是害他们的,只有厌恶与反对,绝不对他们寄托任何希望。这里说明民主应先看实质,而不是只看形式。

  把苏联宪法和资产阶级的宪法拿来比较一下。资产阶级的宪法说得很漂亮,甚么人权宣言、议会制度、人民权利平等……等等。实际有甚么,说不出!苏联的宪法规定人民有劳动权、休息权、享受物质保障权、受教育权……等等。任何人都有权受教育、有权工作、遭受灾难有权受国家和社会的救济,而且这些都有物质保证。是已经做到了的,把它写出来巩固到宪法上。人民必须在经济上有了民主,然后对政治上、文化上的民主感到兴味,然后才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上与文化上的民主,才能使人民的经济生活更加发展和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艰难困苦中创立起来,过去长期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与压榨,当然目前人民生活的水准不能和苏联相比,但一年以来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是很大的,我们实行土地改革,几千年来压在地主封建制度下的几万万农民,得以翻过身来,建立起自己劳动自己享受的社会,这是天大的民主。我们稳定物价,使在反动政权下长期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人民,生活得到安定。我们救济灾荒,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使今年全国大部分地区获得丰收。我们又拨了很大一笔款子,救济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并且设法使他们就业,失业已日渐减少。我们解放一个地区,把旧有工作人员“包下来”,3个人的饭5个人吃,不使他们失业。对于私营的有益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设法帮助他们,使在反动统治下极端萧条的现象,很快成为过去。一年来人民政府做的工作,处处是为人民打算。收到的成绩很不小。这是真正的基本的民主。由此人民生活改善了,人民的文化要求就自然提高,现在的文化面向工、农、兵,一年来也收了很大的成绩。以前政府里作事,是升官发财,现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虽然现在只保证了最底限度的生活,他们十分明白,只有人民经济的发展,才有其他一切。

  经济上的民主是基本的,但还得有政治上的民主,才有保障,要政权组织搞得好,所有人民认识政权是自己的,积极参加政权的建设工作,发挥他们共同的智慧与力量,各种建设才会有更大的成绩。经济上的民主,是统一战线的,反映在政治上,也是统一战线的,我们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联合所组成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这样广泛联合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历史上还未曾有过。

  这种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不是散漫的无组织的集合,它必须有领导,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勇气,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今天的中国,只有领导人民进行了多年激烈斗争、战胜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领导中国走向无限光明的前途,他们的组织性、团结力、大公无私的精神,和革命的彻底性,使他们具备了领导的资格。我国的工农,占人口的最大的比重,他们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创造者,依靠他们,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才能建设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事业。所以共同纲领上明白规定:“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毫无疑问了的。有人问:将来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是还要采取激烈手段呢?我们回答:业已取得国家领导权的工人阶级,正在创造条件和其他人民一道进入社会主义。今天在一道的,对人民有贡献,进入更好的社会时,人民仍然将欢迎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对人民,而是同人民一道。如果有,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武器,也就不怕谁造反了。

  我们是联合政府,人民政协文件就是我们的宪法。任何事都照着共同纲领的规定来作。

  几个阶级的联合,中间是不是有矛盾呢?回答是:矛盾是有的,但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一个富强康乐的新国家,乃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也是共同的,而且定成了共同纲领。在共同的利益之下,总的目标之下,照顾到各方面,解决各种不同的要求。依据经验,解决的方法就是协商。

  去年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阶级、各党派、各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人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们有共同的目的,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要求,在制定共同纲领时,考虑周到,顾到总的,也要顾到个别。凡是问题,尽量讨论,反覆讨论,分小组讨论,对的意见加以采纳,不对的加以说明,最后乃求得全体或绝大多数一致的通过。这种方法比旧的不作充分协商只靠简单表决的方法好得多。资本主义的表决方法,少数人操纵着多数,表决只是形式,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少数要服从多数,同时多数又照顾少数,少数的意见经过协商,能采纳的均尽量采纳,所以到最后,意见常得一致。

  协商的方法推行到省、县、市的人民代表会议,某省一位代表说:“我在未参加会议以前,我很怀疑报上说的一致赞成是民主,世上那有这样的事,这回自己参加会议才恍然大悟。知道这样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区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种协议性质的会议。开过几次会以后,便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军事行动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彻底实现,人民有了充分组织的地区,便实行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骤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因而也是非常民主的。也许有人说人民政府还没有举行普选,不民主;实则如果现在就急于普选,倒是不民主。在反动派统治了很久的地方,解放军刚去,土匪特务尚未肃清,人民还没有组织起来,人民不完全了解我们,我们也不清楚情况,我们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对当时当地人民利益的具体要求尚未充分具体地了解,因而也就未能系统地解决,这时即行普选,不会有好结果。我们的方法,这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使政府和人民逐渐加强联系,等到多开几次会,人民组织已建立,人民的觉悟已提高,就可经上级批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人民政府。

  但还不是马上就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既可由各界选举或推选,又可由政府特邀,这样,就可保证代表的广泛性,他们来自人民的各方面,实际上代表各方面人民的利益。

  只看去年的人民政协会上,有许多代表讲话,戏剧界代表周信芳说:“封建统治者从来看不起干戏剧的。所谓‘倡优隶卒’是联在一道的,从满清皇朝、北洋军阀到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一贯的压迫戏剧工作者,他们糟蹋我们,今天我们几个旧剧工作者也被邀请来参加这一个旷古未有的开国盛典,有机会参加这样伟大的人民建国事业,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要从我们算起。”戏剧是人类生活里一件极大的事,而从来却把剧人当作无关轻重。要凭选举,当时恐很难选得出来,举此一端,可知我们的代表虽不是经过选举,但比选举要好得多,没有遗漏那一角落的人民,自然就不会忽视那一角落的人民的利益。我们的代表:一方面由各党派、团体、地区、民族推选,一方面由政府特邀。这个方法历史上未有过,而现在产生了。

  另外,代表的严肃性,也是要注意的,不容许反人民的分子混进我们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代表性,也要加强,使代表真正成为各阶层人民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但这些都不是一开始就可以搞好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制度,就便于使我们在历次的会议中,加以不断的改进。

  现在,有些老区的县或乡,已进行选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但也不是一定要多少公民才选出一个代表,不一定要经过像资本主义那样繁重而形式的手续。人民要求的是会议能解决问题。代表能代表大家的意见就成。我们的民主是实际的民主,假如要以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形式主义的观点来衡量我们的制度,就容易发生错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过时了,落后了,而我们是不断地前进。

  普选制度,象苏联现在所采取的,我们也必要采取,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实行这样制度的足够条件。

  (载1950年11月19日第29期《中央政法公报》署名:谢觉哉)

  (1)这是谢觉哉在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联合办事处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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