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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凌波同志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

  一

  革命者的追悼,用不着哭,我于凌波,却非哭不可,且将较长时期地哭下去!

  不好从哪里话起!

  41年前在叫做“小金陀馆”的私塾看到凌波:短短的辫子,没封尾——凌波同父亲住在县城,城里孩子十一二岁才蓄发,编辫子不封尾;我们乡里孩子就不这样——。相貌和以后差不多,我如能画的话,现在还能画得出。他是由父亲处来上学的,已读完五经,看过《袁了凡纲鉴》,并且从他父亲学过算术。

  那时,我18岁,算是大学生;凌波13岁,是小学生。凌波性急,有点“莽撞”。夜读,伏案睡,醒则冒失地向宿舍冲去。宿舍在楼上,有几位大同学欺侮他,在经过的门坎下,放竹筒或水,或把楼门关上:“凌波!睡去!”案上一拍,凌波醒,即冲去,过门跌翻,或上楼碰痛脑壳。凌波哭骂,那几位大学生即因此得到愉快。我和梦周反对欺侮他,看见他们作弄的设备,即为之移去。有一次,几位大同学说:“凌波!去买只鸭子来,我们‘平伙’吧!”凌波去买来,几位大同学又说:“谁叫你买来?我们不吃。”凌波骂,闻于塾师,塾师不责备大学生,反骂凌波“好吃”。我们在旁深抱不平。凌波不会说假话,也不懂人家的话假,然而他的文字与知识,已不下且超过那欺侮他的几位大同学了。

  不久,看到凌波的父亲——恕轩先生:温厚的长者,善医,戴着老花镜在研究《梅氏丛书》,及《无师自通英语录》。他对他的少子——凌波,期望很大。又经过10多年,看到了凌波的哥哥——凌霄:老农民,不大说话,有能干,似乎并不期望他的弟弟做官发财,而期望做个好人。证据就是凌波判处长期徒刑关在苏州监狱,凌霄携了幼侄——凌波儿子去看过,说:“后会的期恐难有了,我不怨你,我相信你们做的没有错!你没有辜负我父亲。”凌霄也曾为党案牵连入过狱,现已70多岁,听说还在一个乡间小学里负责。

  凌波是在这样的家庭养大的。

  我家离凌波家有50里,山阻着,没有到过他家,除同事时,过从很少,然而不论在何地,总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不论何事业或斗争,总是志同道合。大革命时,叔衡、梦周、凌波、我,都在长沙,合拍一照,要我题字,我题4字:“宁乡四髯”。因为我四人的前期工作,多在本县,本县士绅目为大不道;而又都留了须。四人中,叔衡长于领导,年又最长;梦周是个无条件的好人,凡属苦差,总是他干;凌波有梦周苦干的精神而才过之。这些地方,我是自愧不及他们的,直到现在还是不及他们。

  二

  对极熟识的人,每觉得无话可说,因为:(一)不好从哪里说起;(二)看惯了,一切都觉得平常。然而,极熟识的人,也易变为不完全识得。比如:

  李涛同志在送殡会上说:

  我不熟识凌波同志的生平,只讲几件小事。第一件:我初次会见他,问他的眼疾,他说:写过钢板,且写得颇久。不是有些人不高兴做技术工作吗?以凌波同志这样有学问又曾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当党需要他做什么就毫不迟疑地做什么,这可见凌波同志党性的纯洁。第二件:长沙大火后,凌波同志和徐老迁到衡阳乡下,反共分子迫害他俩,甚至阴谋纵火;然而他俩得到群众掩护,得免于祸。可见凌波同志接近群众,到一地即能在群众中取得信仰。第三件:凌波同志被武装押送离湘时,押送的兵被凌波同志所感动,不愿监视,因而凌波同志又感动了同车的人,车到桂林即替他向八路军驻桂办事处报信,可见凌波同志在蒙难时的镇静和有为的风度。第四件:当我以中央调他来延的电报给他,他说:“中央如只是怕我遇险,那可不必,我想我在外边还可以做点事。”凌波同志的为国亡身是这样。……

  第二第三件事我听凌波同志说过,然而并没刺起我的反应,因为这在凌波同志说来是平常了。第一第四件还是初听到,只一次他说:“帝国主义的巡捕真野蛮,我被捕时被打了几个大耳光,几乎眼睛都打瞎了。”凌波同志第二次被捕是在中央技术部工作,一共做了两年多,自然,每天拭着眼水在刻蜡纸,然而凌波同志以为值不得说。

  余修同志——行政学院教务处长——说:

  ……王院长在整风学习中,学生教职员的笔记都看了,改了,批了,且亲自个别地找来谈话;对于学校生活,亲自取尝学生和教职员的饭菜,亲自教导炊事员怎样煮饭,要他们竞赛。逝世那天的早晨,王院长叫我去谈教员与课程的配备,因为秋季开课快到了,谈不几分钟,王院长说:“我脑有点晕,你等下再来。”旋发现早晨学生吃的饭不好,王院长又叫院务处长来谈,谈不几句,病突发了……

  教与养是相成的,当教员必须注意到学生们的生活,尤其是小学生,穿衣、洗澡、夜晚盖被、撒尿,都要去管。其次,仅在教室讲了不够,看课本改课本不够,还要个别地解释、告诫,这叫做“耳提面命”。更次,“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要学生好,必须教师的言行能做模范。我们过去教书是这样,凌波更做得好。我知道凌波在行政学院是辛苦的,但还没注意他衰老的时候,比少壮时候还殷勤。

  我很悔恨对凌波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更悔恨没有注意到他的身体,劝其节劳;没有帮助他解决困难,致使他从教学直管到米盐。——不是他定要管,而是人力和物力的缺乏,使他非管不可。

  写了一首挽联:

  回也克己,由也兼人;奋厉直前,才与命搏。
  治事太勤,求学太勇;积劳到死,我负君多。

  三

  值得我们学习的,是:

  “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这在凌波同志的身上是找不到影子的。相反,他是个只做不说的人。比如:他的文字很有根柢,信手挥来,字斟句酌,然而从不肯发表文章;他是高等学堂高材生,尤长英文,现恐很少人知道他是于科学及外国文有素养的;在会议或大会上他用心听,少发言,更不轻上台演说。不是和他相处久,不易知道他的底细,因为他处处谦虚,若无所有。有人疑他太看自己不起,实则他是认为在共产主义事业的大海中,个人所做和能做的实在太少,至对于流俗,凌波同志固是鄙视一切的。现抄录凌波同志自传最后一段如下:

  我28岁以前,受了家庭学校社会上所谓“读书人做官”的影响,想做一个好官(高等学堂毕业,照章奖给举人,可做知州知县等官)。民四,开始当科长,初以为走上了做官的路,矢勤矢慎,襄助老友张干青当县长,署内事多我负责,当时河源有“好个张青天,无奈周剥皮”之称。自民七化州之役,鉴于殉名殉利的友朋多死于非命,从此不想做官,只想做好人了。

  距我家不远的云山学校原为书院改设,邑中俊秀,多出于此。我自民七回乡,被推为该校校长以后,与在省之老友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诸人以道义相切磋,领导本县青年及前进人士,反对旧派恶劣势力,颇得地方群众的信仰,自以为开始做上了好人。

  自加入本党后,才知道单是做个好人,还不够真正做人的意义,从此,便想努力做一个为大众服务的革命者。老实说,当时还没有什么阶级意识。在此10余年中,虽然坚定地认清了走的道路始终没有错。然而年龄日长,脑力日衰,尤其目力昏花,戴450度的老花镜(俗称70光)看5号字报纸,还很吃力;又前年在衡阳跌伤右腿,九越月始愈,现遇气候寒冷或多走山路,便感疼痛。有此种种原因,不能很好地为党工作,又不能很好地加强自己学习,对党所给我的一部分任务,自问很难很好的完成,思念及此,不禁慨然。

  伯渠同志说:“旧的学问和革命学问相结合,和最新的革命学问——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蔚然发出奇光。湖南自谭嗣同、唐才常……等以来,不乏其人。凌波同志即是其中之一。”凌波同志没有个人,不肯自炫,不肯自息,是近于墨者一流的。

  其次,凌波同志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爱护,除李涛说的外,我还想举几个例子:他做云山校长,校内外的劳动者无不爱戴他,事隔十年多,他自苏州出狱,校旁一位轿夫,还很远道去看他。马日事变后,凌波化名在湘西某团部当上尉书记,被叛徒告密,那位团长(该团长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要他走,愿以性命保护。凌波说:“我不愿连累你。”后来那位团长按月给凌波寄钱,直到那位团长的死。在上海开酒店,马上取得酒店帮的信仰,推为会首。凌波之所以得此,没有别的:没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无名大众的细胞资格”的意识,浸透了他的全部;对人都采取“恭谨勤劳与同志的态度”,他不是站在群众之外口喊“到群众中去”,而是随地随时都溶解于群众的中间。

  又次:凌波同志疾恶很严,对付恶人,手段明快,警惕性很高。马日事变后敌人屡次跟踪追捕,都扑了空。对于革命队伍里犯错误和幼稚的同志,又任何都可以原谅,教之以义,动之以诚,一次不效,来第二次,二次不效,来无数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凌波有焉。

  最后,做事不分彼我,不怕堆在一身;不相信有难事,总是干下去。伯渠同志说:“行政学院初开办,困难很多,我挂名正院长,凌波同志从没推过责,也不肯告苦。”凌波同志一生就是这样的人。

  其他一般的品质,不用说了。

  凌波同志是中华民族的最优秀人物,即在我党,也是不可多得的。然而,竟死了!写到这里,不禁又放声一哭!

  四

  凌波同志毕业于清末湖南高等学堂,当了几年教员,民四至民七,充广东县署、高雷镇守使署、高雷道尹公署科长等职,民八至民十四服务本县教育,充云山学校校长最久。十三年加入国民党,十四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时充湖南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兼党团副书记。马日事变后离开长沙,在乡下作秘密活动。十七年到上海,未找到党,往天津北平。十八年春回上海找到党,以开酒店为掩护。十九年主持上海秘密印刷厂,9月被捕,判徒刑年半,二十一年4月出狱。旋大病,自此后,身体不如前健强。旋调中央技术部工作,二十四年2月机关破坏被捕,解龙华警备司令部,判徒刑7年。抗战后由苏州出狱,到延安,随即同徐老往长沙,充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长沙大火后,新四军驻湘办事处名义撤销;平江惨案后八路军通讯处名义也撤销;徐老离湘后,薛岳用武装押送凌波同志离湘赴桂,旋奉电调回延,任行政学院副院长。二十八年12月到院,三十一年9月3日晨中风,急治无效,于是日上午11时45分逝世,葬延安南城外光华农场。

  凌波同志第二次被捕,正是统治阶级奖励变节自首的时候,凌波同志经过特务分子威胁利诱达12次,毅然不为所屈。

  凌波同志受过良好的旧道德薰陶,认识了真理,即为真理奋斗到底。劳苦、饥冻、金钱、斧钺,在他看来,若无其事。笃于情义,对一切卑污薄情的行为,他都痛恶。

  凌波同志,在行政学院经常为改善学生的伙食忙,而对于自己,说:“只要有点油盐吃就够。”

  凌波同志在任何危难中,都能镇静;任何繁复的事体中,都能井井有条,而且一肩担承,绝不旁贷。他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任书记长时,我是常务委员,一切事务,都是他办好。

  凌波同志清光绪十五年生,享年54岁。女警吾、男燮权均在此工作,次女燮寅在家念书。警吾、燮权年尚稚,中学未毕业,似应补受中等教育。继妻姜国仁。

  1942年9月12日凌波同志殁后10日写完

  (根据谢觉哉手稿原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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