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中之土地问题|谢觉哉

农民问题中之土地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中国国民革命，即是农民革命，能解决占全国人数80%以上的农民问题，即成功了整个国民革命。而农民问题中之千端万绪，莫不与土地有关，能解决土地问题，即解决农民问题的全部，这是谁也承认的。

　　第一，土地是生利的，生利以养一般人的。那末，土地自当支配到一般人，尤其能够使用土地的人——农民——这原则自然不会错。可是旧社会的经济组织，违背了此原则，许多人有地而不去耕，又有许多人能耕而没有地，且不讲分配不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只这现象已足使整个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陷于不能进展。中国人所谓富，不是堆积多少金钱，而是堆积多少土地。贪婪的官僚，勤俭的乡民，积了钱总是买田，“买田成了弄钱的目的”，就是商人逐什一之利，到头还是以买田为稳重，这是地主造成的原因。许多地方，土地很集中，致土地广大的中国，贫农乃占农民70%以上，且这些地主的造成，由于封建势力，不是由于资本思想，占得土地多，就是地方主脑，只把土地佃人，年收例租，不是想把土地怎样改良，增加利润，是“贵买田地子孙耕”的思想，不是“费最少之劳力，得最多之收获”的思想，所以中国地主绝对不去注意水利、森林、种子、耕具，只用契纸上赋与的所有权，做榨取农民血汗的工具；反之，农民方面，因地非我有，耕期的久暂，一任地主的喜怒，绝无其他保障，无论佃农的资本，本不够改良，就够，谁愿在此朝夕不保的田地，做十年百年的计划？试考察乡村田山堤坝，那堤防筑得坚固，树林蓄禁得茂盛，塘池搬得很深，一切都有条理，这十有九是自耕农；佃农则房屋歪斜，林麓濯濯，田塍堤圳塌坏不修，“卤莽而耕”，自然“灭裂而获”，这是农产衰落之由于土地问题的。

　　第二，是国家财政问题。“官出于民，民出于土”，而“天地生财，只有此数，”凡百事件，又非钱莫办，这是政府社会诸公皱着眉头，没有办法的，以废除苛捐杂税相号召，而苛捐杂税无法减免，发行公债，筹殷实捐，都只应一时之急，况且建设事业，不知若干，断不是补苴罅漏、寅支卯粮的财政政策所能负担。我们应知道在产业未发达的中国，大部收益是土地，政府征收土地生产的一部，作各种公共开支，是断然无疑而且合乎公理的。只是土地集中地主，佃农耕耘所获，至少60%供献不劳而获之地主，于是乎佃农不堪再征了，地主阶级坐食惯了，且因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产业不增进，亦不能课以逾限度的税捐，所以什一之税，古号最轻，现在若行什一，必以为很重，只有把土地问题全部解决，达到总理所主张之“耕者有其田”，人民以全力改进土地生产，以其生产的一部供献给国家，为数当在现在十倍以上。质言之，即减少或免除地主的不当收益，充作公家之用，而且因农村经济进步，工、商业随之而兴，税源益旺，这才是财政问题之根本解决。

　　第三，革命政权的巩固，视农民拥护的力量如何。不客气的说，革命能予农民以利益，农民才以取得和拥护本身利益之故，起而勇猛的拥护革命。我们应知道敌人是很不弱的，内有残余军阀及拥护军阀之有悠久历史的封建势力，外有虎视眈眈的国际帝国主义，终必同我们大拚一场，这不是现在四五万兵士所能够敌对的，必须整个的农民参加。又须知道农民的愿望，是获得土地，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终不感觉革命的必要，“汉人做皇帝，是耕田纳税，满洲人做皇帝，也是耕田纳税”，农民若有这种现象，革命仍是得不到保障。

　　土地问题，自来就成问题的。三代的井田，汉朝的名田、限田，王莽的王田、魏晋的露田、唐朝的口分田，都是自来应一时要求的解决，现在应当进步了。本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已郑重地说了：“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现在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各省，特别是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北方贫农群众的土地问题，也是极其严重。本党总理孙先生深见于此，20年前，即已提出‘平均地权’为革命政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到‘农民之失去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种’。总理并于民生主义讲演中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皆深知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

　　（载1927年4月9日《湖南民报》署名：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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