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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食问题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几个月以前,各地农民鉴于饥饿的危险,同七八元一石谷高价的恐惧,到处发生阻米风潮,党部、政府、省农协,都以为不对,惟一意义,湖南产的是米,不运米出口换点钱回,只运钱出去买回货物,不仅社会金融枯竭,周转不灵,而且政府税收短少,影响及于革命的军事,进一步说,谷贱伤农,他物价涨而谷价不涨,人将不力穑了。有谷的不能换钱,于是事业不兴,贫农无工可做。所以再三劝告,谷米定要流通。但是有个条件,必定要食有余粟,才可输外,就是实行“存四出六”的惯例。

  “湖南人做事善于走极端”,主张“禁”的,颗粒不准出外,主张“放”的,谓湖南是无尽藏。“湖广熟,天不足”,禁米不仅自杀,且是不恤邻。以前几费解说,才把米禁打开。税收较旺,金融较活,忽然又谈起民食问题来宁非多事。

  不知不是我们过虑,事实先生告诉了我们,试举于下:(一)湖南出来,虽无统计。记得光绪二十七八年官报记载,米出口约800余万石,偷漏的当然除外。那时阻禁的事绝少,民元以后,才有所谓“米禁”。放的时少,禁的时多,民国六年谭延闿主张开禁,议会商会都不以为然,谭谓不放米,没钱用,非放不可。当议定放300万石,但放到150万担时,米价涨,人民闹起来了,只得封关。看来湖南产米,的确比以前减少很多,犹是民,犹是地,何以产额减少,这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农村经济破产,农无资本、肥料、人力,不免节啬,加之连年以来,兵灾匪祸,相继演出,有好些地方不能耕种,如湘西一带,荒废的水田,实在不少,而强壮的农人,不能安于耕作,有的跑到军队中去当兵,有的与匪为俦,共同打劫,这都是减少出米的原因。还有,因为农村经济破产,对于水旱的预防,限于财力,莫能举办,自民十以至去年,水灾旱灾所损失的谷米,不知若干,假如农村中经济裕如,培植森林,修濬水道,即令河北扬波,受害当不至如此之大,塘坝担空,使其能多储水量,虽旱魃肆虐,亦难成灾。常听得邻农说:“天老爷不降好年岁”,其实何尝怪得天老爷,只怪得做田的没有资本,肥料少,人力缺所致。(二)二三十年以前,无论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到了收割时,家里总还有余蓄的谷子,而家境稍微宽一点的,陈谷要吃到旧历重阳节。因为在重阳以前的谷是新谷,过了重阳才算陈谷。但是现在呢,“闹新”(青黄不接的时候,先扮一二担谷子来吃叫闹新)成了普遍的现象。靠收租吃饭的人,也常觉得新旧不接,很是困难,这样农村中没有一点储蓄,所以荒象稍呈,便发生饿死人命的事。由这一点,足见得农民阻禁,并非固意留难,实有切身利益,久住长沙城的人,一定记得民十荒民来省,都携带行李,有些还穿得漂亮,省城方面每人给米1斗,还有些慈善团体、同乡会等,给钱米多少不等,荒民虽感流离之苦,但肚子还不成问题,前年下期到去年春季,逃来省城的荒民,据警署统计约30余万,每天东车站总有几千或数百,鹑衣百结,疲骨包皮,每人给米半升,老弱的还接不到手,一顿鞭子,赶上敞车,不准停留,致防碍自治省会的观瞻,几百里路走来,接半升米回去,是不是可免饿死。据我推测,全省饥民总要死去百万以上,(许多没有到长沙的)但是前年荒歉,并不特殊,以前因有盖藏,故不成灾,现在不仅“无一年之蓄”,连一日之蓄亦无之。富裕之家,也不似以前了,不愿做慈善事业,才弄得这样子。(三)上面说村农私人没有储蓄,再看公共的储蓄怎样,农村中的积社谷,省县的常平仓谷,本是备荒之用,但年来因土豪劣绅的侵蚀,军队的提借,或土匪的横拿,有好多连根枝叶的失散了,虽然省政府一再通令维持积社谷,但事过境迁,无法可设□。单举本城省仓来说,皇仓街一带,原来很多的省仓,现在都几成了住屋。记得民国六年调查,省仓有谷42万石,到民十调查,就只4万余石了,现在简直没有,一宗这么大的储蓄,若是存在,养活的人实是不少,无奈已丧失何。

  根据上面的事实,出产减少,公私储蓄阙如,所谓民食问题,并非过虑,而民食维持会之组织,尤为切要,我们且有日昨米业公会,以谷价暴涨,呈报长沙市商民协会请禁外商运米出境的事,便可知道民食之成问题,好在省政府已通令各县组织民食委员会,清查存谷,不过记者很希望负民食维持责任的人,要切实调查估计,剩余若干,或短少若干,有余则放行,短少则收买,方不致有遗误,能笼统的说有余或不足,甚至说农民阻禁,是无理,这便非深悉民间痛苦者之用意了。

  (载1927年3月21日《湖南民报》署名: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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